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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民俗風情

策劃城市

更新時間:2018-03-19 12:12:15 來源:yxfuhua.cn 編輯:金克劍 已被瀏覽 查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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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城市】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城,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
——題記
一、 山水生態旅游城市暢想曲
(一) 文化定位
  如果說張家界城市建設連連失誤,其根源就是忽略了文化定位。沒有文化定位或定位不準,城市規劃設計必然是盲目的,就如一部沒有主題的作品、一支沒有將帥的軍隊。
  城市文化定位的實質是城市形象定位、功能定位,把城市作為品牌營銷,最大限度地弘揚城市個性,讓城市展示其獨特的魅力和文化品位,提升城市檔次,讓城市形象璀璨奪目,以引起人們的向往心理,或來投資,或來定居,或來經商,或來觀光,從而與風景區聯手比翼,拉動城市經濟,推動城市化進程。
  一城市的文化定位,應研究它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民族特色、所處的地理環境、資源條件及產業特點等、從而提煉出準確的文化定位概念,決不是異想天開、個人杜撰,即如何在動態的環境中真正尋找到既符合城市個性又有著無限前景的坐標。
  經過近幾年的調查、沉淀、思考,我以為張家界市的文化定位應該調整為:“用文化的理念把張家界市建設成為具有濃郁土家族風格特色的山水生態旅游城市,使這成為旅游目的地和最適合人居及觀光的城市。
  它包含了一些人提出的創建“園林城市、山水城市或森林城市的全部內容。
其主要理由是:
  ——民族也是一種資源、一種品牌。
  繁衍于斯的土家族為本土主體民族,是本土歷史文明的主要代表民族。
  歌德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一支民族甚至可以成為一方土地的代名詞,反過來,一方山水也因一支古老的民族而名揚四方,如西雙版納之于傣族,麗江之于納西族,大理之于白族,延邊之于朝鮮族,拉薩之于藏族等。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就很聰明地打瑤族牌,將江華縣城定位“神州第一瑤城”。最新資料表明,中國土家族已達803萬,在全國各民族中占第7位,張家界達102萬,占全市總人口2/3以上,從而確立了作為張家界的主體民族地位。張家界只有打土家族的牌子,讓土家族成為張家界的代名詞才是智者的選擇。如果說城市是一種活著的載體,那么,文化就是城市的靈魂,就是沉淀了幾乎整個人類世紀的土家族文化,以這種文化作為未來城市的靈魂,這座城市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土家城”。
  ——山水生態的特殊地理條件
  張家界市面對天門,背依子午,澧水環繞,森林掩映。這些天生的經典山水,本身就為營造山水生態旅游城市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自然條件。
  ——生態環境是當今人類生存最偉大、也是最恒久的主題。
  近幾十幾年來,國內外許多進行擴容改造,都把營造山水旅游城市著名作為目標。如烏克蘭的基輔、波蘭的華沙、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奧地利的維也納、巴西的庫里蒂巴,以及中國的大連、深圳、珠海等。長沙實施大規模改造,四大目標中就有“秀美的山水名市”一條,湖南的永興縣城定位“山水生態旅游城市”已初具規模;桂林、武漢、常德等一大批城市正全方位啟動“山水城市”改造……
  不可否認,當今風靡世界的生態旅游已經成為當代人類回歸自然的一大時尚,故定位“山水生態旅游城市”符合國際潮流。
(二) 山水生態旅游城市框架
  按“十五”計劃,張家界市近期達25萬人,未來達到50萬人,我以為比較切合實際。薄熙來先生有句名言:不求最大,但求最佳。
  張家界市決不能與長沙岳陽一類大城市攀比,而在精,在美,在特色,在風格,在環境,在文化品位,在旅游功能。
  其規模范圍可概括為一河兩岸三山六大板塊。
一河:即澧水為中軸線,劃開兩岸城區。建議在紅壁巖建一座低水頭攔河大壩,將尾水漫至木龍灘電站,形成十里長湖,水文章就做活了。
  兩岸:澧水兩岸展出的兩大片平原,襟帶遠程山脈,這是城市載體之所在。
三山:按山脈走向劃分為天門山、陰山(五子坡)、回龍山三大城市風水依托。這是未來的自然林、植物園、城市公園、天然動物園區。
  六大板塊:指衛城老城區及車渚崗、南莊坪、官黎坪、西溪坪、陽源坪等新城區。
其山水理念可概括為:水為血脈,山為骨架,坪為主體,林為衣飾。

(三) 城市設計理念
  確定了文化定位,并不等于就能打造出好的城市品牌來。關鍵是必須首先要求改變上層決策人的觀念認識的問題,任何急功近利,以圖短期創造政績的決策人是不可能有這種膽識與氣魄的。要知道,張家界不是哪幾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屬于全人類,因而,一切施政準則,必須站在世界高度考慮。
那么,未來的張家界究竟是什么樣子呢?
  我十分推崇大科學家錢學森先生的一些觀點,他說:“山水城市這一中外文化的有機結合,城市園林與城市森林結合,應該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城市構造的模型。”錢先生還指出:“要站得高,看得遠,總覽歷史文化,這樣才能獨立思考,不趕時髦。中國城市……要發揚中國園林建筑,特別是皇帝的大規模園林,如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等,把整個城市建成一座超大型園林。我稱之為山水城市。人造的山水!”同時,錢先生就城市建筑哲學與藝術發表獨到見解:“提高山水城市概念到不只是利用自然地形,依山傍水,。而人造山和水,這才是高一級的山水城市。”我以為上述觀點完全可以成為張家界市的設計理念。
  我對未來山水生態城市的理解是:把森林引進城市,把動物引進城市,把古典園林引進城市,把土家風俗畫引進城市,從而把整個張家界市建成一個大公園。這就是古人追求的“道發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性家園境界。
  
三、 再造“中國第一土家城”
  作為明代衛所制見證的永定衛城,被我們一代人毀滅了,張家界人已經意識到這萬劫不復的損失,呼吁重振河山,再造“中國第一土家城”。
  實施山水生態旅游城市改造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統籌設計,抓綱建市,綱舉目張。這“綱”就是在認真打造新城區的前提下,在永定舊城區找回失去的文脈和靈魂,找回喪失了信心和追求,從而化腐朽為神奇,讓古城起死回生。

(一) 普光禪寺:城市之魂
  對一座城市形象的記憶固然不排除某一條街或某一座標志建筑物,但整體形象還是在城市靈魂即心臟部位。
  張家界的靈魂在哪里?
  我說:在普光禪寺。這是一座集儒釋道為一體的明代古剎,曾經對傳播在漢文明、教化一方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城市規劃一直沒有做好這篇大文章。而規劃部門的忽略,又源于對這一文化載體的認識水準。不能對其價值作出正確評估的人,又怎能聯想到云利用它為城市造福?我的設想是:從寺院中軸線,面對天門山,往沿江大道方向打通一條街道,我叫它“普光大道”,這是一條古色古香的清、民文化歷史一條街,同時將大操坪建成城市文化中心廣場(類似于上海大廣場),定名“普光廣場”,城市靈魂就形成了;而連串三條馬路的普光大道完全可以打造成中心區內最繁華、最漂亮的主題大道。如此,普光寺將揚眉吐氣,以輝煌的面貌張揚于世。要知道,任何一座城市,沒有中心文化廣場是留不住記憶的。它是城市文化文脈的展示窗口,是休閑人口的歸流目標,是城市面目的集中展示地(但它又區別于城市交通中心廣場)。遺憾的是,我的這一設想雖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稱道,卻并沒有變成城市規劃的意志和行動。而現今已建成的“步行街”及“人民廣場”,是一個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怪胎”。這個方案的失敗就是割斷了與普光寺的文脈關系。若定名“普光廣場”中國城市獨此一個,豈不美哉!
  
(二) 南門廊橋:城市標志
  幾年前,我曾在政協會上發言建議:將觀音大橋改造包裝成江南最大風雨橋,與未來沿江大道、普光大道等形成一幅“清明上河圖”風格的古城框架,那么,古衛城風貌便露出大概。此橋一旦改造成功,就不單是交交通功能,它必將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筑物,從而讓上下火車、登天門索道或剛下飛機的游客為之震撼,這座城市的民族風格、地域個性將一下闖入視野、刻在記憶中。
  一座城市、沒有視覺沖擊極其強烈的建筑物或惟我獨有的城市景觀,這座城市是帶不走的。不料我的這一構想后來有了知音,市公路局投資公司擬在南門古碼頭新建一座“湘西廊橋”,其選址、位置、文脈、環境等都遠勝于觀音橋數倍。它容納了觀光、民俗、文化、商貿、飲食、住宿、交通等若干內容,無論從橋的長度、高度、寬度、層數、藝術造型及包羅的內容,均可破世界吉尼斯紀錄。
  不過,建議改名“南門廊橋”更有地方實指意義和文化背景。而最關鍵的,是市政府必須下決心對南正街、沿江大道的整體環境進行重新規劃、定位、否則,一座民族風雨橋橫架在一片現代建筑物中,絕對不倫不類。
  
(三) 回龍廣場:交通中心
  任何一座城市,必有一個位置十分集中的車流人流交叉中心,它所承載的作用是該市的主體形象,是建筑物的大展示,是城市的記憶面孔,與文化廣場中心的作用有相對的區別。國辦外廣大城市總是不惜代價云規劃它、建設它,把最好的項目,最漂亮、最壯觀的建筑物安置于此。可惜我市至今都沒有確定這一中心安在何處。隨著城市擴容,原老城十字街中心地位已經失云。經過反復比較,我認為本市的交通、人流中心就在回龍廣場(東門橋)。此處匯集了觀音大橋、迎賓北路、迎賓南路、回龍路四條主干道,四條主干道又匯集了子午路、解放路、新碼頭路、永定大道、大庸東路、沿江大道等若干街道,所謂新老城區之結合部,大街小巷之匯合點也。既然是一市交通、人流之中心,規劃部門就不能掉以輕心。這里的每一筆都事關未來城市大文章的成敗。若暫時沒有足可以成中心形象標志的項目建筑,寧愿空著不動!遺憾的是這片黃金土地已蓋了憋腳的建材大市場,天成量販也在一只角上建了一棟老“倉庫”,比前者更為丑陋。這叫為貪圖眼前小利而壞了千秋大事,有何言哉!
  
(四)衛城老街:城市文脈
  由于澧水泛濫成災的周期不斷縮短,舊沿河街因大堤的不斷崩塌而衰敗,重建防洪大堤與重建沿河街便勢在必然。但是,從前已建成的攔河大堤看,我認為策劃,設計的思路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以混凝土灌漿法筑河堤,把一座原本可以打造澧水城市風光帶讓山水生態旅游城市增色的工程弄成了一堵“攔河大壩”,既無生態之美,又無變化之奇。那是一種死板的、毫無藝術價值的人工堤。原古城防洪堤多用條石砌筑,江水與陸地保持溝通狀態,石縫中草木茂盛,體現自然生態。事實上,前人所筑石堤,歷數百年不塌不崩。西歐最大的施普森林自然保護區,固定河岸只使用木樁;美國的一些城市河堤亦多取自然式,用森林加石塊加木樁或仿木樁混凝結構,絕少看到一爭的水泥擋墻。世界上第一批被聯合國命名的5座“最適合人居的城市”之一的巴西的庫里蒂巴市,就是一座一切順其原貌、聽其自然的生態之都。
  我市城市設計一定要站到國際著名的山水生態旅游城市的高度云考慮,不要用修電站大壩的觀點云設計防洪大堤。我建議采用生態園林中的“模板原則”去設計施工,即截取與沿江大堤等長的澧水的某一段經典峽谷,用照片拍下來連接成一幅峽谷長卷,然后照此樣板“仿生”筑堤,以造出真實的溝壑、石穴、穹、凹凸石壁等效果,并照此樣板云培植花草樹木等。這樣的防洪大堤,就成了原生態式的峽谷風貌。大堤的材料應該是粗糙的巨型毛石,關鍵部位輔以鋼筋混凝土加固,以加強抗洪能力。
  關于這一原則,清代圓明園設計師就運用過。清代神父蔣友仁(中國姓名)有這樣的記載:
   “這些河流或者湖泊的岸是不規則的,沿岸有護身。但這些護身不同于我們用人工打鑿方整的石塊做成的那種,那種不太自然了。他們的護身是用毛石做的……花的功夫是使它們更加不整齊,使它們的形式更加粗獷……用這樣的毛石造成懸崖峭壁……形成山。在山腹內曲曲折折,把人引到一處處精美的宮殿……人們布置了石窟,好像天然的一樣。從石窟里長出喬木……”(引自《十大名園》上海古籍出版社)
  這種模式被稱為“模仿美麗的自然”。我們的防洪大堤是修成“攔河大堤”,還是創作成一種藝術作品,這不僅僅反映了設計者的思維定勢,更重要的是肩負著與世界級自然遺產媲美重任的山水生態旅游城市的需要。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是不假思索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這樣的事情絕對是平庸無奇的。事實已經證明,已建成的沿江大堤已經成為城市敗筆。要知道,這是六百年古城最后一片可以大手筆做文章的地方啊!
  據考,昔日沿河街,上自無事橋(今大庸橋公園內),下至瓦橋(獨子巖古渡處),全長約15華里,故有“平街十里暮煙涵”、“十里官程接瓦橋”之謂。石板街臨江一側,全為吊腳木樓,在大湘西古城中,堪稱一大奇觀。這條曾讓多少流官為之驚嘆的沿河街,簡直就是“清明上河圖”的翻版,或說是一幅充滿講情畫意的邊城,風俗事。這樣祥和、古樸的民風和社會生態,與長達10公里的石板街和臨江吊腳樓,共同構筑了永定衛城文化的主題。——我認為這但是策劃、設計、改造未來沿河街的基本理念。
  但是,現在的沿江路設計方案,已經完全背離了古城歷史,拋棄了大湘西最具特色的土家吊腳樓而照搬長沙湘江大道或上海浦江大道。如果這種模式放到西溪坪新城區,也無可厚非,放到古城區就是對古城極其有限有人文資源、景觀資源的浪費和破壞了。而關鍵是,這條大街是本市古城區可以制造奇觀的最后一塊土地。
  舉凡旅游名城,總有幾處使其成名的亮點和興奮點,即足可震撼人心的世界級工程,否則,這座城市不會留下記憶。以街道而論,陽朔的老西街,鳳凰的沱江吊腳樓街,以及桂林興安縣的“水街”等,都是旅游業逼著重造或復修出來的民族文化風情街。這些街道雖說太“鄉土”了些,但其國際影響決不遜于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未來的沿江大道,應該上從大庸橋公園開始,沿江蜿蜒而下,直達紫荊花園與紅壁巖結合部,全長約6000余米,沿江大道街名可叫“衛城老街”。因為“永定衛城”是叫響600百年的古城品牌,有人建議命名“澧蘭大道”,取屈原“沅芷澧蘭”句,也不失一種高見。
  那么,未來的“衛城老街”究竟是什么樣子呢?我的構想是:這是一條古色古香但又經過提質的、充滿時代氣息的人文風景長廊。
  街道比過去工寬,一律鋪石板,以保留傳統街面特色。臨江一線建木質吊腳樓或仿木吊腳樓。為了便于游客欣賞澧水及天門山風光,利用土家轉角樓語言,將吊腳樓臨江一側欄桿延伸4米,使之成為十里懸空長廊,既可購物餐飲,又可觀景休閑。游客無論從機場還是從火車站出來,必造成巨大的視覺沖擊。視野之中是碧波蕩漾的澧水,是一堵峽谷石壁,是綿延不盡的吊腳樓。這舉世無雙的吊腳樓奇觀,必將使海內外游客震撼不已,從而心向往之,留足觀光。我敢斷定,本市未來無論怎樣轟轟烈烈建設新街,但絕對造不出長沙的五一馬路,就是造出了一條“八一”或“九一”馬路又能咋的呢?充其量也只是同類街道概念的重復,惟獨我們這條衛城老街,世界獨有,有了這條街,就擁有了足可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叫板的“絕活”!
  這條街,不僅僅因為其長,或因為其建筑具一格,主要是精心策劃、賦予它豐富的文化內容。如:在這條街上,展示土家族(兼顧漢族、白族、苗族等各民族)的民俗風情,它集納了土家族的建筑文化、商貿文化、農耕文化、飲食文化、茶道文化、民間工藝(即土家三縫九佬十八匠)、演唱文化、神秘文化(巫儺文化之類),這是一條地道的“中國土家民俗街”;同時,恢復重建已拆除的衛城衙署、都司署、典署、考棚、天門書院、八方閣、跨街石牌坊、商幫會館、戲樓、擺手堂、祠堂、崇文廟、城隍廟等。特別注意恢復南門大碼頭和南門口一段城墻及城門樓,再現昔日永定衛城之風貌。要堅定“今日的恢復重構,明日的文化遺產”這一信念。其街道功能應包容旅游觀光、休閑娛樂、文藝表演、文化展示、餐飲客居、民居房產、商品貿易等,使之成為張家界市乃至整個湘鄂川黔邊最為繁華的、也無法克隆的民族風情街。
  不可否認,世界上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大多都經歷了毀滅與再造的磨難,或毀于兵荒馬亂,或毀于自然災難,或毀于政局動蕩,但最終都一一在廢墟上昂然崛起。
  有人對土家吊腳樓能否進入現代城市表示懷疑,其實這是對這種建筑藝術缺乏研究和自信的表現。著名建筑學家、教授、工學土張良皋先生說:“土家吊腳樓在功能上,構造上、外觀上都是集華夷之大成。土家族是一‘建筑大族’,其建筑上的成就不亞于藏族。”并說:“土家吊腳樓正是楚宮漢宮的活化石。”(《武陵土家》三聯出版社)平心而論,麗江古城的納西族及西方一些民族建筑工藝,并不在土家之上,我們又有何妄自菲薄的?
  作為城市的設計者們,應首先系統而深刻地研究地方的山水文化、民族文化、歷史文化、建筑文化、資源條件等,再提煉出改造重構歷史古城的理念與方案。要堅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一真理,何必東施效顰,何必拾人牙慧,你洋我土,我土你洋,你建你的摩天樓,我建我的吊腳樓,無須與人論長道短,且看明日到底誰是贏家!
  “衛城老街”工程,事關重大,這是最后一個機會,若一步棋下錯,我們的城市將永遠與“歷史文化名城”絕緣。這里,我必須要強調一個觀點:我們的城市還是有救的,去看看陽朔吧,一條“老西街”激活了一個縣,去看看興安吧,一條靈渠“水街”拯救了一座城!我們為什么不恢復一條衛城老街來拯我們的張家界市?
  
四、 城市風水異說
  有這樣的現象:中華民族千錘百煉創造出來的許多大智大慧的“國粹”往往因不合當今某種“思想”模式便被輕而易舉地一拳擊倒:迷信。
  比如《易經》。聽說美國人正在用這種“天書”解釋宇宙,解釋世界許多不可知事物,甚至成為當今美國商戰的不二法器,才一下讓中國人頓悟過來。那么,我也想搬一位洋學者
——英國著名科學史權威李約瑟關于對中國風水學的評價,以避“迷信”之嫌。他說:“中國古代的風水,稱之為準科學,中國古代的景觀建筑學。”他指出:“風水理論總是包含著一種美學的成份。”遍及中國的田園、房屋、村鎮之美,不可勝收,都可惜此得到說明。英國另一位學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比說:“在鄉村問題上,中國的風水名義處理止,已較歐洲任何國家前進甚多。”在風水下所展現的中國風景,在曾經存在過的任何美妙風景中,可能是構造最為精美的。而美國城市權威開文·林奇在其代表作《都市意象》一書中,高度評價了中國傳統的環境哲學,稱風水理論是一門“前途無量的學問”。還呼吁“教授們組織起來,予以研究推論”。并說:“專家們正在向這方面謀求發展。”
  張家界市從最初選址構建,600多年來,先賢遺哲們一直注重用風水理論不斷予以修補培植完善,使之成為大湘西一座充滿文化智慧氛圍的古城
  。
(一) 青鳥術士們的風水手術
  自人類動蕩不定的采集狩獵生活方式被農耕種植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替代后,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導致了對居住地環境質量好壞的選擇要求,風水學便應運而生了。簡單地說:風水學說是我國古代建筑規劃的一門學問,其主要內容是在選擇建筑地點時,對地形、地貌、氣候、生態、景觀等各建筑環境要素進行綜合評判,包括選址和建筑過程中的某些玄學禁忌。
  風水理論認為:一座城市、一個住宅的風水(即生存環境)固然決定于最初的選址,但十全十美的風水是極少有的。因此,可以通過后天配補改變“場氣”流向達到完善風水之不足。本市老城歷史上曾有過兩次較大的風水調整。第一次是清代雍正八年(1730),永順縣令李瑾征響來到永定衛,先是深為小城的美麗而嘆服,但經他仔細觀察,發現小城風水上還有不少缺陷,作為一城之靠的鳳羽山(即子午如),雖“有大人之象”,但“惜不與天門并”,意即被案山(指天門山)所欺,所謂“主客不稱”,故當地人林寥寥,且很難出人頭地。因此必須培植風水,加重地勢,達到風水場的“平衡”。于是將鳳羽山更名為“福德山”,又拿出自己的薪水,帶頭募捐,在山與城的中軸線始線之正穴即明代所建無量庵舊址上建文昌閣。李瑾預言道:“閣成不十年,永當自為縣。”四年后,果然衛改縣。福德山也因地靈人杰被評選為縣境老八景之一,名“福德積翠”。
  第二次是乾隆十八年(1753),浙江上虞人馬燧走馬上任縣事,發現此地人文低迷,市井蕭條。此人“精堪輿學,喜培植文風”,認為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風水缺陷:“天門南踞,福德北盤,西有崇山,皆上出重霄,惟東之山勢獨低,與西之拱峙不稱。”故永邑文風不振,淹留多土之癥結,“殆由于此”。于是“相其陰陽,特建崇文塔,立崇文廟,以延休氣”。又以為回龍山乃山之龍頭,本擔負著“起伏回環,擁護城廊”的風水調節作用,但因“龍頭”太低,地脈不旺,力不從心,于是倡建回龍閣,一如龍首高昂,仰天長嘯,一時晨鐘暮鼓,全城為之一震。又建學宮、筑書院,倡導李世民“堪亂以武,守成以文”的大治觀念,全縣民風為之改觀。
  兩位風水大師對城市風水調整過后是否真的產生了效應,筆者不敢妄說,但由于他倆共同倡導辦學重教,從而讓昔日蠻風不開的“化外之地”,一時耕讀成風,人文蔚起,書香不絕,城鄉出現了“客過前村忽回首,柳葉風送讀書聲”的動人場面卻是不爭的事實。甚至不知書為何物的土家山寨,也流行這樣的民歌:“砍柴莫砍桐子柴。桐子打油劃得來。燈盞掛在板壁上,郎讀詩書姐做鞋(土音“孩”)。”一百多年中,本土人材輩出,文武精英,代有人杰,以至形成半個清代少有的文化鼎盛之治,乾隆年間,出了第一個抗2人英名將郭宏升;咸豐年間,一度考上了72名秀才、舉人。二家河侯鳴珂拔貢,六子登科,文魁滿門,其次子侯昌銘官任內閣中書,給光緒帝起草、書寫詔書;又出了湯華袞、趙香輔兩個知府;同治年間,木訥里劉明燈五兄弟連中武舉,且同出席大成、王正道等一代國之棟梁;光緒年間 ,西教鄉出了楊氏文魁八杰,其八杰中楊良翹官至漳州知府;又有湯子模、周鐵鞭、羅劍仇、庹悲亞、覃鯉庭等一代文豪武將。就是號稱“大庸屋脊”的七星山,居然出了個京官曾道坤,后為大庸天門詩社第一任社長。以四都坪鄉為例,清代出了12個舉人,21個秀才,20多個相公。小小上村,出了5個舉人。四都胡金炎、胡金中父子三人一同中舉。同治出了個省協臺胡翠元,兒子胡艾彬位居少將,國大代表。同時出了個胡太詩,長征紅軍、少將,等等。
  說來也巧,李、馬二公所實施的兩次風水修補手術,都是從“文化”兩字著手。李瑾建文昌閣,文昌閣君司文運、功名兼地方保護神;馬燧建崇文塔、崇文廟(一名東岳宮),亦祀文昌、魁星菩薩及孔圣。“魁星”是專司功名祿位的神,孔圣是文化之鼻祖,兩公不約而同都借文化之神平衡山水場氣,以此彰顯文化的力量,算是對風水理論的一大發展。
(二) 從市府遷址說開去
  一人之存在,在于心臟;一國之存在,在于首都;一都之存在,在于皇宮(今者即指中央政府);而一市之存在,在于市府。故市府選址,至為重要。
  以南京論,古代風水家認為:南京王氣不足。從孫權稱帝南京,到蔣介石竄逃臺灣,歷代朝廷建都都不長。其原因先是楚威王葬金人以鎮王氣,繼而秦始皇鑿斷方山地脈以破王氣。
就是說:好的風光如若遭到人為破壞,也可改變場氣而變壞。
  永定衛城自明初建筑至今(特別是李、馬二公之后),一直保持繁榮進步態勢,在國內是極罕見的。如明代有永樂盛世;清代有乾嘉盛世,又有同治“小南京”盛世;抗戰時日軍打到溪口而未敢犯境,成了亂世“盛世”20世紀80年代初,又意外發現張家界,于是迎來“旅游盛世”。這一切,是否與城市風水有直接聯系?不敢妄說。
  近幾年,民間對市政府大樓位置、環境頗有微辭。認為“偏安”一隅,門斜道曲,南北不分。且有二水洗背之忌,又有斜對天門之弊,所謂左無青龍,右無白虎,前無案(案山),背無靠,而且地勢低洼,稍發洪水,即成澤國。實是一個難聚脈氣、人氣、財氣的“半島”。因而,這樣的環境總處在一種“不安寧”狀態,這種狀態直接影響著官場之情緒,進而影響一市之情緒。所謂“居不正,氣不張,名不正,言不順”。這種說法,我認為雖失之臆斷,但從生存居住環境學上考慮,也不全是瞎說。
  風水學認為,水北為陽,山南為陽,高爽為陽;反之,水南、山北、低濕之地為陰。歷來皇帝宮殿,皆崇陽,意在利于大治。陰性場氣漩渦下降,陽性場氣螺旋上升,是風水場氣的運動性狀特征。故城市行政中心,以全城的治理為本,地理場氣宜陽不宜陰,應優選地勢高爽之處。
  作為一市政府選址還要充分考慮應選城市中心部位,理論上一般應位于城市的幾何中心,以便有全城的最佳的服務聯系半徑。我市為以澧水為界,呈狹長形、多組團的格局,應在若干團塊中選出人流、物流最為集中的位置作侯選地,然后推敲環境細則。
  我十分佩服前代衙門及解放后大庸縣政府機關的選址,這絕對是未露面的“青鳥術士”的風水杰作。一位資深風水師曾站在子午臺以城市中軸線外延點架羅盤勘測城市中央位置,這個中心點竟然就在老縣府(今永定區政府)的青磚大樓一帶(今已拆除)。
  這位風水師說,這是全城目前發現的最理想的市府選址。而現今永定區政府,則因降格為主從關系而無法“頂受這塊風水定地,只有實行搬遷,才能脫離市府羽影區放開手腳,大展宏圖,這也是一種風水調整手術。
  我曾向一位領導建議:通過市場手段,盡快將區政府所在工征收并向四周拓展至解放路、天門路、人民路、北正街四街所圈出的一大塊四方形地皮,構筑一處充滿時代氣息并張揚民族個性的市政中心大廈,把市委、政府、人大、政協及各大機關統一于這個“中心”之中,既給辦公行政帶來方便、快捷,又減少地皮成本及重復功能項目的浪費,更能展示一個城市的嚴密、務實、大氣、優美。同時,還可以考慮引入文化、商務項目,使之成為張家界的CBD,即政治、文化、商務中心。此方案一旦實施成功,山水生態旅游城市的面目將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可惜沒有采納這一建議,說白了,也沒有這個膽量去拍板,良機一失,此地便很快易手房地產商,千古遺憾,已成定局。
  這使我想起巴西人對33歲的庫里蒂巴市蓋默·勒那市長的評價:“既有專家治國的雄才大略,又有詩人般的智慧和心靈。”
  對于一座城市,一市之決策班子的素質、見識、魄力、執政能力,是多么重要!
  別看近幾年我們轟轟烈烈新建了許多建筑物,但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控制,導致濫拆亂建造成風水不斷受損,甚至為建私人住宅不惜將主宰一城風水的崇文塔蠶食圍困,讓古塔墻腳開坼;另一風水建筑回龍閣雖已復修,但無人經管,形同虛設,因而使古城氣勢日漸式微。特別令人痛心的是,一家房地產商把古城文脈——文昌閣一刀割斷,置全市文脈風水于不顧,無知地建了一棟不土不洋的商貿樓,還堂而皇之地高喊著“燈火文昌”的口號。我不知道這些設計師和審查圖紙的先生們,要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這是一種“枝榮本不固”的開發建設,是對風水原理的蔑視與褻瀆。一些城市設計師以為劃幾條街道,分幾個“功能區”就算“城市規劃”,基本上沒有或根本不懂得體現現代風水原理。對本土歷史文化、地域文化、前人風水成果等,絲毫不知,這樣的“規劃”又有什么文脈內涵和魅力?!
  “風水”靈與不靈,已無需忸忸怩怩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向人們辯解什么,更無需一談“風水”就色變。既然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懂得以中國風水理論規劃城市,我們還自我束縛、自我否定干什么?
  有消息說:北京正在大規模啟動恢復被拆的風水建筑的“復古”行動。南京、西安亦如是。因而,鄙人也想呼吁政府:
  ——呼吁保護崇文塔,恢復崇文廟,拆除周邊住宅,建崇文公園,讓這個城市的文脈暢通無阻;
  ——呼吁完善回龍閣各種文化設施,恢復“晨鐘暮鼓”(或龍晚鐘),即造成一種風俗景觀,又可張揚市氣、市風、讓城市振作起來;
  ——呼吁恢復子午臺的文昌祠,及市內的文昌閣把延續了600年城市香火的“靠山”重新培植起來,并利用臥虎、黃沙泉水庫,開辟城市公園,為城市增添一道風景
  中國有句成語:地靈人杰。要相信:營造一方適合生存的環境,是科學,不是迷信。
  
(三) 策劃:把美麗描上城市的畫布
  毋庸諱言,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后策劃時代。但是,對于這一源天中華而盛行于西方的“策劃”二字,我市乃至全國,似乎還沒有沖破傳統思維的慣性軌道,既無名分又無地位,沿襲了半個世紀的“規劃設計”機構才是“正統”的、有“資質”的。這種認識的結果,使我們耗資巨大的城市規劃及諸多項目的設計顯得平庸無奇,乃至成為一堆廢紙,當代西方,策劃已經成為一種專業,一種產業。他們認為:規劃不等于策劃,設計更不等于策劃,設計師與策劃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規劃中固然含有策劃的成分,但更多還是種“專業技術”。策劃師重在理念,在文脈,在宏觀,在亮點,在“絕活”,在品牌;而規劃設計師重在程序,在模式,在技術,在數據,在功能,在造型。前者的理念必須依靠后者變成藍圖,后者的藍圖也必須依靠前者的理念才有可能變成品牌。
  我們的城市因為略去了高手策劃而造成的失誤實在太多太多了。作為一種新型智能專業,它在呼喚一種認知,一種理解,一種如何方可進入的政策與名分。要堅信:沒有高手策劃的城市是沒有竟爭力的。
  19世紀法國偉大作家和思想家維克多·雨果曾這樣描寫圓明園:“一個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薈集于圓明園。圓明園是規模巨大的幻想原形,如果幻想也有可能有原型的話。……假如有一座集人類想象之大成的燦爛寶庫,以宮殿廟宇的形象出現,那就是圓明園。”
  雨果先生筆下的圓明園,就是高手策劃的千古之經典,它為我們未來的家園策劃理念提供了一幅多么動人的樣板。而即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變為現實的山水生態旅游城市,卻是一座超級大觀園和超級圓明園。如此宏偉的工程,對于策劃該是何等重要!
  把美麗描上城市的畫布,把幻想變成明天的作品——這應該成為策劃師的宣言。
  ——這,就是我們明日賴以生存的家園:山水的張家界,人文的張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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