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上半葉，地處湖南湘西北的桑植縣，曾經出過一大批令人矚目的重要歷史人物，譬如賀龍、陳圖南、陳牧農、陳有維、廖漢生、賀錦齋、王炳南、陳策勛等等。其中的陳策勛原本是賀龍部下的一個營長，1927年與賀龍決裂后投靠國民黨，官職曾任至國民黨暫二師少將師長。此人一生經歷頗為曲折，功過是非更有多種傳聞。從這個人物的起伏興衰史中，我們更可以發現到許多有關那個時代的種種印痕。
　　
    （二）
    陳策勛的故居在一條狹長的山峪中，山峪的名稱喚作工家峪。其地方位于桑植縣城東約25里處。1949年前，此地屬桑植達泉鄉管轄，如今該鄉叫空殼樹。工家峪約有10余里長，山峪兩頭有兩座大山，一座是高峰山，海拔有上千米，另一座是四望山，又稱揚旗山，是座比高峰山更高的大山。據說站在四望山頂，能望到桑植、慈利、大庸、鶴峰四縣屬地，所以該山的軍事地理位置很重要，陳策勛后來拉了隊伍，常要派人到此山駐防。那工家峪的近處則有幾座很顯眼的山包，山包下，有一條清亮的小溪貫穿山外。有風水先生看了此地風景，曾稱工家峪前的山包為火龍山，而與之相對應的對面山洼地則稱為虎形地，故而此地被認為是藏龍臥虎之地，必有杰出人物誕生出世。事實上，居住在工家峪的陳姓氏族，歷史上也確實出過不少人才。據陳氏族譜記載，陳氏的遠祖原是岳飛帳下的將軍，那時的祖籍在江西吉安縣，后來因奉令平苗戍守邊關才舉家遷至桑植工家峪居住，距陳策勛一輩算來已歷時二十五世，陳氏從昌字輩起，依次排下的輩分是立、名、天、才、廣、功、俊。陳策勛屬于廣字輩。他的五世祖名叫陳昌趾。陳氏族譜上記載，陳昌趾為人很講德行，譬如有一次為爭水事件，他被一冤家打倒在水田里，他的兒孫欲要為他報仇，陳昌趾趕忙勸阻，并且解釋說是自己跌倒在水田里而被對方拖起來的，為此反要兒子拿了酒肉去酬謝冤家。還有一次，一個小偷在陳家偷東西被人發覺，陳昌趾趕緊對小偷說：“你快走，以后別偷了。”結果他讓小偷踩著肩膀翻上墻頭走掉了，沒讓人抓著，那小偷后來深受感動，從此競改邪歸了正。上述兩事說明陳昌趾確實為人厚道而又注重德行，這位祖宗好心有好報，他生下一個兒子，添來5個孫子，這5個孫子有2人考上過武秀才，有3個考上了拔貢。其中有一位拔貢名叫陳名馥中了科舉之后，受到過曾國藩的賞識，并要他去當官，陳名馥辭官不做，而終其一生在一處名叫楊峪子的地方辦了所學堂，當了一輩子的私塾先生，陳名馥算起來是陳策勛的太祖。他生有一子名叫陳天滿。此子在生只活了40多歲便害病死去，陳天禹又生有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名叫陳才嵩，即是陳策勛的父親。陳才嵩小時讀過一些書，但沒有什么作為，一輩子也只是種田務農為生。陳才嵩雖然為人沒什么出息，但與他同輩的陳氏族人弟兄中，卻出了陳圖南、陳淑南、陳香南、陳少南等“九南”名人，這些人在當時皆為很顯赫的人物，所以這些社會家族背景都為陳策勛后來的出人頭地打下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三）
    1900年11月25日，在工家峪的一所四合院瓦房里，陳才嵩的媳婦彭氏生下了一個男孩，大約是期望此子以后“經世致用”的意思，這男孩生下后被命名為陳廣用，他即是陳策勛原有的本名。陳策勛降生之時，陳氏族人已開始發達，陳策勛祖父留下來的四合院房子，在當地就修得比較氣派，1929年，當陳策勛指揮民團挖了賀龍祖墳，燒了洪家關的賀龍故居之后，這所院子也曾被紅軍打土豪時所燒毀過。現在留下的這所四合院則是陳策勛后來重新修建的。1950年土改后，此四合院即被沒收劃給了其他幾家農戶居住。如今，這所中間鋪著幾十塊方巖板塔的四會院子，外面看去雖不怎么像樣，巖塔很臟亂，房屋到處都已經被蟲蛀得百孔千瘡，室內煙熏火燎狼藉不堪，但從那四合院內木柱、板壁、房梁等材料的選用和居室結構的講究來看，依稀仍可辨出這所院子的住戶在當年還是比較富有的。不過，陳策勛出生之際，這所院子是他祖輩留下的遺產，其父親的家業還是比較貧窮的。陳才嵩還經常靠打柴、割牛草和豬草賣維持生計。陳策勛6歲開始入一家私塾讀書。教書的先生叫彭名璋，人呼璋三公，陳策勛在他家讀了四年書。據說璋三公對陳策勛這名學生比較喜愛，因為他讀書用功，又發覺他家里窮，中午不回去吃中飯，璋三公還經常免費讓他吃午餐，陳策勛后來對這位先生很尊敬，每次回鄉經過先生家門前。隔老遠就會下馬，到璋三公門前，還要畢恭畢敬上門問候。
　　
    1910年，陳策勛來到了桑植縣城高小讀書，其時他的伯父陳圖南在這所學校當教員。陳圖南是留日學生，曾經追隨孫中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會。在這位伯父的影響下，陳策勛讀完高小后不久，即加入到賀龍部下，當了一名軍需。賀龍在早年革命時，曾與陳圖南有過莫逆之交。因為陳圖南是留學生，他主張的孫中山革命理論一度也為賀龍所信仰。所以賀龍在他的鼓勵下還加入過中華革命黨。賀龍拉起隊伍之后，力量逐漸壯大。從刀劈笆茅溪鹽局奪槍，到當營長、團長直至雄踞一方的鎮守使，在軍職的不斷高升中，使跟著他的部下也一路榮升，陳策勛也從軍需升任上尉副官、副營長、少校參謀，并被送至云南陸軍講武堂十八期培訓讀書。1926年畢業后參加北伐，又被賀龍任命為第一軍一師機槍營營長。此時他的伯父陳圖南則在軍部擔任了參謀長的要職。如果不受陳圖南的影響，如果陳策勛跟著賀龍毫不動搖地干下去，毫無疑問，他的歷史也就不會是后來那種結果。
　　
    （四）
　　1927年的南昌，可以說是舉世矚目的中心。就在這年的8月1日，賀龍領導的部隊打響了革命起義的槍聲，從此共產黨與國民黨壁壘分明的成了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在這場舉世震驚的事變中，賀龍作為舊軍人毅然歸向了共產黨領導的陣營，而陳圖南此前卻力圖投向國民黨的懷抱，他與賀龍因追隨的目標不同不得不導致最終的決裂，結果陳圖南被賀龍控制下的武漢市公安局所通緝捉拿并被處決，其時作為陳圖南侄子的陳策勛，在這次關系到前途命運的選擇中，也站到了伯父陳圖南一邊，并與柏永厚、劉景星等人一起謀劃煽動士兵嘩變，事情敗露后，他在漢口就帶著部分心腹從日本所設的同仁醫院溜走了。
　　
    陳策勛脫離賀龍部隊后，很快便投向國民黨的懷抱，并得到了國民黨的賞識而讓他當上了桑植縣民團指揮。與賀龍決裂之后，陳策勛急于獲得國民黨的信任而對于“剿共”十分賣力。從1928年起，他曾多次為剿滅紅軍奔波效勞，僅1929年4月～10月的半年內，他就直接向蔣介石發過20次“快郵代電”，1928年紅軍在雙溪橋梨樹埡和洪家關的戰斗中受損，1929年紅軍在莊爾坪戰斗中失利等，均與陳策勛的指揮追剿有過直接關系。1929年，陳策勛還指揮民團將賀龍在九溪的祖墳挖去，將洪家關的老屋住宅和木橋燒毀，國民黨當局對陳策勛的賣力反共比較滿意，不久他被任命為陸軍新三十一師補充團長，1932年又任命他為桑植縣縣長，1934年再送他人陸軍軍官學校軍官高級教育班第三期進行學習，畢業后回湘任第二區保安副司令，1938年又出任湘黔護路司令，陳策勛在這段時期表面看來是比較走紅的，但實際上他并未得到過國民黨的重用，那時的湘西王陳渠珍對他不怎么信任，在他擔任護路司令期間，陳渠珍在蔣介石面前告過他的狀，為此產生過矛盾，眼看官場爭權奪利形勢險惡，陳策勛忽然動了退隱之念。1939年初，他即自動卸職回到了故鄉空殼樹。
　　
    （五）
　　1937年～1945年是抗日戰爭時期，此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已基本達成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協議，兩黨的武裝對立沖突暫告結束。在這種大局出現之后，陳策勛的思想觀念就有了較大變化，日本鬼子的入侵，使他深感到辦教育的重要。“九·一八”事變后，他在家鄉著手創辦了桑植縣初級中學，即桑植一中的前身，并自任校長，1939年，他退出軍界回到家鄉后，又著手創辦了一所生藥廠，大量生產治療刀槍傷的生藥支持抗日前線。他辦的這所生藥廠，聘請了兩名得力醫師，一個是陳圖南的兒子陳廣安，原畢業于南京中央醫科大學；另一個叫陳興宜，是一位當地有名的老中醫。陳策勛自己也懂一些醫術，在依靠兩位醫師骨干的同時，陳策勛還聘請了20多名制藥工人。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有治療槍傷和瘡毒的“一天膏”，治療瘧疾的“救駕星”，治療痔瘡的“痔瘡粉”和強精補腦的“百根冰”藥酒等，產品制出后，陳策勛自己出馬到處推銷，在長沙蔡鍔路，他長期租用一個門市部。在武漢中山大道也設有一個銷售點，在長沙推銷生藥時，有一次碰上一個10多歲的男孩來就診，那男孩長了一頭癩子，腦殼上一剃頭發就出血。陳策勛用“一天膏”只給他上三次藥就好了。陳策勛生產的這些生藥因為效果不錯，又無償捐獻過大量成藥給前線的抗戰將土，因而不久即受到廣泛的社會贊譽，其時國民黨中央衛生部和國民政府的要員們都為他辦的藥廠題過詞。甚至連蔣介石都寫了“平戰必備，起死回生”的題詞相贈。國民政府還為陳策勛頒發過159號陸海空軍褒獎狀進行表彰。
　　
    1943年4月，桑植縣達泉鄉一位百歲老人王玉梅，也將自己一生的積蓄購買了生藥一千袋，用來義捐給前方抗日將士，為此，當時的國民政府內政部在接到戰區呈報后，還為這位老壽星贈頒了“疏財衛國”匾額一塊（事見桑植文史資料第一輯），陳策勛所辦藥廠的藥品從此銷路更暢，連東南亞一帶都購銷過該廠的藥品。
　　
    創辦藥廠使陳策勛不僅贏了利，而且也出了名，不久他還受聘擔任了國際醫藥研究委員會的委員。陳策勛辦藥廠出了名后，腦子里對參與政抬又有些發熱起來，1945年，他開始再度出山擔任了國民黨桑植縣黨部書記長要職。1946年，國民黨借“還政于民”的幌子，在全國各縣普遍推行建立參議會，桑植縣縣長盧介祺根據上司指示，亦著手在桑植進行選舉參議長活動，此時陳策勛與紳士何紫蘭進行競選，倆人明爭暗斗互拉選票，結果何紫蘭競選得勝，陳策勛以一票之差落選，為此陳何兩派之間結下了冤仇，陳策勛在競選后當即派人到一中學校搜查，準備抓捕何紫蘭的兒子何三畏，誰知何家對此已有戒備，何三畏調動縣警察局兵力，反將縣黨部包圍了，陳策勛見勢不妙，跑到縣長辦公室，由盧介棋縣長出面調解才幸免于難，三年之后，陳策勛在解放前夕攻占桑植縣城，最后派人抓住何三畏，并在撤退之中將何殺死于桑植苦竹坪，報了當年競選失敗之仇，此是后話。
　　
    陳策勛既卷入國民黨官場的險惡爭斗之中，此后的命運就更坎坷多舛且身難由己，欲罷不能了。雖然他的社會關系交往廣泛，官運一時亨通，1948年，經過一番活動后，他被任命當上了常澧警備司令部參謀長，1949年又當上了第一獨立旅旅長，10月再被任命為陸軍暫編第二師師長，但此時整個國民黨的大勢已去，陳策勛個人的命運就必然越來越糟了。
　　
    1949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一支先頭部隊首先進入桑植，路經雙溪橋時和陳策勛部下的陳星如團打了一個遭遇戰，陳部損失慘重，陳策勛經此一戰后，即把所有部隊都撤往了桑植內半縣境內。在苦竹坪、龍潭坪、堰埡、淋溪河等地徘徊了兩個多月，眼看著全國各地差不多都已被解放，他預感到國民黨失敗的局勢已無可挽回，心里亦想找一條求生的出路。為此他曾三次派人主動與桑植縣臨時人民政府縣長賀錦章聯系。第一次是1949年12月。當時他寫信說表示愿意繳械投誠，賀錦章對他的投誠亦表示歡迎，但對他提出的生命安全又說不能做主保證，陳策勛于是又想另找出路。其時他獲悉原澧縣國大代表陳采夫因對湖南和平解放有功被解放軍任命為常德警備司令。陳策勛曾與此人有交往，于是計劃將部隊拖到常德去投誠，但是其隊伍剛到慈利縣茅花界、趙家崗一線，就聞知解放軍在江埡一帶已將張召吾部消滅，此路難通過，他遂將部隊又拉回到馬合口、劉家寺一帶，此時已到1950年元月初了。元月10日，陳策勛將師部駐扎到了空殼樹附近的四望山山頂大廟里，當夜他召集副師長張一陶、參謀長黃世一、主任參謀張仕學和少校副官主任兼政工隊隊長佘忠貞5人會議，會上又商定了投誠問題。同時決定派張一陶作全權代表，第二次去和賀錦章進行聯系，張一陶這次去后，得到桑植縣臨時人民政府答復，可以派人辦理具體投誠事務。元月14日，陳策勛部下的陳炳吾警衛營與大庸方向追來的剿匪部隊打了一仗，陳炳吾部遭到重創，陳策勛更覺恐慌，他于當日又找黃世一執筆，以他的名義向縣長賀錦章和辦事處主任何玉良寫信，要求寬限日期，以便辦理具體投誠事宜，結果此信由佘忠貞帶進城，賀錦章與何玉良又答允了陳的要求，并表示對陳策勛的認識轉變表示歡迎。佘忠貞按照與陳策勛的約定，于第二天清早返回瑞塔鋪準備找陳匯報情況，誰知陳策勛卻已離開部隊不知去向。原來，陳策勛在心底里對投誠之事還是有顧慮，他大約是擔心投誠了也難保證他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臨時又變卦決定潛逃溜走，結果，陳策勛投誠未成，佘忠貞等人則率師部直屬人員及特務連一部分人員到了縣城投誠。以上事實可以參見曾任他的政工隊長的佘忠貞寫的一篇回憶錄，該文對于陳策勛被俘前的一段經歷寫得比較詳細。此文載于《桑植文史資料》第一期。另據陳策勛的兒子陳達德回憶，陳策勛平日還信奉“蘭教”，在四望山的廟中，他曾在關公像前抽過簽，抽簽的內容為“天地鼎沸，大限渾渾，山窮水盡，日暮途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百日之災，用生勉之”等等，其中對“百日之災”的說法陳策勛深信不疑，所以他曾想逃往慈利去找杜心五禳災。但他潛逃到竹葉坪的橙子界后，卻在岳丈家附近躲藏了起來。
　　
    過了三個多月，陳策勛的行蹤終被解放軍的搜山部隊探知了出來，據曾參加過當年搜捕行動的彭長炎同志回憶講述，4月26日，一位姓趙的解放軍排長帶領14名武裝人員將橙子界村包圍了，接著部隊開始逐戶搜查，村子里沒有查著，又開始向附近的山林進行搜查，此時一位名叫劉芳才的當地農民，拿了一枝火槍也參加了搜山行動。當劉芳才來到碗廠對面的黃鋪坡埡口時，發現了一個新搭的茅草棚，里面鋪有稻草，像是有人睡過的樣子，這下引起了他的警覺，他再往前翻過一個小坡，在一處較為平坦的地方，即發現前面不遠的大泡葉樹下坐著兩個人，一個穿毛藍布棉衣的正是陳策勛，另一位穿青布衣的是他的妻侄陶香臣。劉芳才持火槍逼近后，陳策勛二人一直沒有反抗，他反將一塊金條、一支金殼手表和一副水晶石的金絲眼鏡遞給他道：“兄弟，拿去用吧！”劉芳才不理他這一套，就喝令押解著二人回到中坪，從而交給了剿匪部隊看押，陳策勛當時為何沒有反抗呢？按照常理，他如果稍作抵抗，一個持火槍的農民肯定是難制服他二人的。陳策勛之所以乖乖束手就擒，其實是已到山窮水盡地步，縱使反抗打死了這位農民也毫無益處，那樣反而只會增添他新的罪行，所以他大約是權衡再三才自愿當了俘虜。陳策勛被捕獲后，即迅速被押進桑植縣城。5月14日，他和胞弟陳育勛一起被公審后宣判了死刑。
　　
    作為國民黨少將級的師長，陳策勛與那些占山為王無惡不作的土匪之類還是有所區別的，盡管陳策勛一生有過叛共反共的歷史，在“清鄉”，“圍剿”中也慫恿部下犯過不少血債，但就其本人的文化素養本性而言，還是不能同那些奸淫擄搶殘忍之極的土匪相提并論，如果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他的一生也還有過功績，比如辦生藥廠捐獻藥品支援抗戰前線，興辦教育創辦桑植縣一中等等，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陳策勛的人生整個來說可算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說有幾個關鍵之處沒有把握好自己的命運，其一是1927年他不該背叛賀龍投入國民黨懷抱；其二是1939年他在興辦生藥廠后，不該東山再起去玩弄政治進入官場；其三是任暫編二師師長后，沒有把握住投誠機會向人民投誠，即使在他窮途末路之后，只要真正主動投了誠，說不定他還能保住一條命。再退一步說，縱然是投誠當時被錯殺了，也比他被抓獲處決的名聲要好，甚至到以后還有被重新落實政策的一天，由此來看，陳策勛一生的最大失誤是不識時務，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杰”，此語亦不失為人生處世之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