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方
慈善“綁架”學生
是“和尚念歪了經”
　　慈善和學生的素質如果捆綁成功，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或者家長都要一齊聯動，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取得預期的收益。學生為了能給自己的素質增分，就會多捐款，他們繳納的錢款越多慈善素質得分就越高。這樣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會給學生的心靈涂抹上一層陰影，甚至還會扭曲他們的性格，而這一些不健全的東西都是慈善的強制綁架所造成的，到那時，慈善能承受得住這種責任嗎？
　　慈善人深諳個中道道，他們知道學校是一個慈善的龐大陣地，這個陣地倘若開掘出來一定是蔚為壯觀的，所以他們才想出此歪招，將慈善和學生的素質連在一起。學生自己不能掙錢，他們的錢全是父母提供，慈善人如此做，不僅僅綁架了學生，同時也綁架了學生家長和學校老師。
　　當然，如果給學生發放慈善讀本，向學生宣傳慈善精神，這是可以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讓我們的后代早日了解慈善，讓他們從小具有一顆愛心，他們今后的人生道路將會非常豐富和充實。但如果將慈善和學生的素質捆綁在一艘船上，就是一個錯誤，說得不好聽，那就是打劫。
　　慈善走出信任危機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公開公平公正地用好每一分善款，而且禁得起任何檢驗，慈善的公信力自然就會恢復。慈善人做出了那么多出格的事情，光靠幾句豪言壯語能喚回民眾對慈善的信任嗎？不錯，慈善人在行動，他們也想給自己爭一口氣，但他們的行動非常令人失望，陳咬金要三板斧才能制服對手，慈善人一板斧就能令吃財政飯的人員乖乖就范？根本的問題不解決，靠行政命令雖然一時之間能將善款疊起來，但對于已經岌岌可危的慈善公信將會是另一輪沉重的打擊。
　　　　　　　　　　　（據紅網）
.乙方
“慈善讀本”
進校園不該遭質疑
張玉勝

　　依我之見，被稱為“無字之書”的社會慈善“讀本”，應當包括完善規范的慈善機制、公開透明的慈善管理、全民力挺的慈善氛圍、見賢思齊的慈善楷模、我為人人的慈善常態，等等。而至關重要的是為人父母者樂善好施的言傳身教和遠離溺愛的家庭教育。君不見公交車上的如此一幕：一位母親帶著一個孩子分別坐在兩個座位上，一老年人上車，孩子欲讓座，這位母親說：“坐著，人這么多擠著你怎么辦！”由此看來，鮮亮的書本教育在生活的功利教育面前不堪一擊。還有，時下孩子的愛心空白和責任缺失，眾星捧月般的家庭溺愛管理當屬罪魁禍首。試想，在一個處處“以我為核心”的孩子的眼里，只有私欲、享受和獨尊，哪有對父母辛勞的理解和對他人的示愛與付出，這種有悖《慈善讀本》說教的生活現實，勢必動搖孩子對慈善愛心的堅守。
　　時下有一種說法，叫“5+2=0”。即學生在學校5天里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2天在家庭所受的不良影響相抵消了。這種說法固然有點偏激，但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家庭和社會的不良影響對學校教育沖擊的力度之大。因此，我們在為《慈善讀本》進入校園的創舉叫好的同時，不能忘記自己在家庭教育和社會生活中科學施教、踐行愛心的責任，因為每個人都是社會“無字之書”的編寫者。

.話現狀
還是先提升大人的
“慈善素質”吧
鄧海建

　　“慷慨自古英雄色”。大凡有點悲天憫人情懷的，內心里多少都有些慈善的因子。然而，慈善這東西與意識形態、經濟水平等等基本沒什么直接關系，古人路不拾遺也不能證明今人就道德堪憂，“倉稟實”與“知禮節”的關系也不是那么直接。有限的慈善資源“是生是死”，基本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國自古有“以吏為師”的心理傳統，二是慈善機制擔當著“防護堤”的功用，三是泛濫的“被慈善”現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談“慈善素質”，起碼有兩個前提：一者，官員慈善如火如荼，堪為表率；二是慈善機制純凈如水，公眾善意備受呵護。
　　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平常年份已有高達300億元至500億元左右的慈善捐款，志愿服務開始廣泛普及，物資捐贈每年都惠及上千萬人次。可見，我們從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資源的素養與能力。首先是慈善產業鏈從未真正建立起來，托著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業的正經“批發商”與“零售商”，滿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過拔毛式”的托管運營，完全一副“善人勿近”的架勢。而在美國，目前有150萬個慈善組織，其中僅基金會就近10萬個，全美有上千萬人在慈善組織就業——沒有可親可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發展，就很難培厚社會的慈善之心。
　　其次是慈善運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組織領袖拿著每年18萬至23萬美元的薪水，也不見得有人眼紅——為什么我們的相關管理人員號稱月薪寥寥數千，卻仍被猛烈詬病？一個兩三千元月薪的人掌控著上億資本，而且沒有完備的法律防線，會不會每時每刻都在經歷“誘惑與考驗”？類似疑問無人作答，各色流言或尋租事實就會深深損傷社會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國慈善，還處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彌斷裂、重塑公信才是當務之急。從“巴比宴”的吊詭到圍繞陳光標的種種爭議，從小悅悅父親的尷尬到“8層樓高的中華兒女”……公權與慈善的糾葛、善意與貪腐的角力、理念與制度的碰撞，都處在一個亟待轉身又分外糾結的“節骨眼”上——當此語境，孩子的“慈善素質”固然重要，但誰好意思當真去評估呢？事有輕重緩急，更有顏面與底氣的考量，還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剛性約束孩子的“慈善素養”吧。

.話根本
身教勝于言傳
賀方

　　美德的養成，關鍵不在于喋喋不休地說教--在“人之初”的階段，通過教授告知美德的基本標準的確很重要——而是有沒有人在不停地示范，借助榜樣的力量讓越來越多的人養成一種自覺實踐美德的習慣。沒有這樣的“傳幫帶”，或許可能出現“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怪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德，可總是在不經意間以自己不關心、不實踐的行為“助紂為虐”，“小悅悅事件”難道不是例證嗎？
　　正如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在美德問題上，一個示范勝過無數次的說教。如果接受者從傳授層面獲取的價值觀念，總是和實踐層面獲取的示范教育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所謂教育工程就可能淪為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因此，我非常欣賞哈藥集團的一個廣告：當媽媽為奶奶端上一盆洗腳水時，被示范的美德就已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生根并逐漸發芽，換來的就是辛苦一天回家后的媽媽由孩子替自己洗腳的欣慰。
　　在美德問題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接受者和示范者，不應簡單地把社會道德的滑坡歸咎于社會和他人，而應反躬自省，讓自己成為一個實踐的示范者。當然，也總還有一個誰是主要示范者的問題。在一個公民社會中，權力者不一定是美德的最佳示范者，卻一定是威脅最大的破壞者。《瞭望》不是刊文分析，指出社會誠信缺失首責在政府嗎？我們社會扶危濟貧的傳統資源日漸流失，難道不是帶有官方色彩的慈善機構沒起到起碼的示范作用的結果嗎？這也告誡我們，大規模官德培訓任重而道遠。　（據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