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孟醒著，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一書，對人們深刻了解黨的歷程大有助益，特別是該書對中共一大的的諸多謎團，逐一進行了破解。

謎團一：黨的生日是哪天？
將“七一”作為黨的生日，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當時的延安，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出席了一大，但他們只記得是7月份，具體日期則記不清了，于是象征性地選擇了7月的第一天作為建黨紀念日。但是，作為歷史，紀念日并不等于生日本身。經黨史方面的專家學者考證，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明確了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這一結論在1981年紀念建黨六十周年時，記入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不過，這個看似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其實也是存在疑點的，那就是，不能簡單地以一大的召開日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因為，應該是先有了黨和黨員，才能有黨員的“代表”，才能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其實，中國共產黨早在1920年11月即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同時創辦了《共產黨》月刊。事實上黨在這時就已經成立了，只是沒有切實開展活動，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其機關刊物上，就已經明確地稱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為“中國共產黨”了。

謎團二：“南陳北李”為什么均未到會？
中共一大令人不解的問題確實很多，有關史籍也對“南陳北李”不到會有過多種解釋，但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事實上，陳獨秀、李大釗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來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遲會期，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很有可能出席大會。可是，實際上沒有等他們就開會了。分析原因，應是由于當時身負使命的共產國際代表急于召集大會使然。
實際上代替陳獨秀領導上海共產黨的李達曾在自傳中說：“6月間，第三國際派了馬林和尼可洛夫兩人來到上海。他們和我們接洽了之后，知道我們黨的情形，就要我即時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陳獨秀在缺席的情況下仍被選舉為中央局書記，但同樣為黨的創建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李大釗卻沒有在中央任職，對其原委也是眾說紛紜。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數人，在變幻的時代風云中，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始終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他們是毛澤東、董必武、李達、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七人。但有的因與黨內同志產生過意見分歧甚或個人恩怨，離開了這條曲折而光明的道路，成為黨內反對派。經過或長或短的反復后，他們又都做出過或大或小的貢獻，有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沿著他們的人生軌跡，思考他們為什么會在相同的起點上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許正是作者寫作本書的一個深層原因。

謎團三：一大何時閉幕？
中共一大開幕的日期是明確的，但閉幕日期卻至今難有定論。至少有五種說法，最易排除的是7月30日。因為當天深夜一大代表們還在上海，很難想象驚魂未定的他們連夜坐車分頭趕往一百公里外的嘉興，再租船，再坐下來繼續完成未競的議程。時間安排上明顯難以做到。
同樣不合理的說法是8月5日閉幕說，在7月30日深夜因租界警察被迫中斷的大會，竟然在五天后才又重新開會，似乎不太自然。8月1日及8月2日閉幕說，也有相關回憶錄支持，但8月1日午后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風否定了這兩種主張。一大代表中有人記得南湖會議持續到晚上，卻沒有一人談及這場暴風災害，由此可以得出會議的閉幕日期不是在這兩天。作了以上排除之后，顯然7月31日在嘉興南湖舉行了最后一天會議的主張更為合理，而且也得到了眾多會議資料及史料的支持。

謎團四：一大代表是多少？
關于出席一大代表的人數，以前存在著十二人和十三人的爭論。
其實，除大量回憶錄外，持“十二人”說也是有權威史料根據的。俄語文件《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是中共一大結束時或結束后不久寫成的正式報告，其中就明確主張十二人，甚至連十二人的地區分布都寫得很清楚，是“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加起來正好十二人。關鍵是除日本外，哪個地區派出了一位代表，是哪個人被《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執筆者在認定參加大會的代表時，從十三個人里面排除了。研究者認為，被排除的這個人應該是中途離開大會的陳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興南湖開最后一次會議時，唯獨不見了陳公博。這件事，不僅與會的張國燾和周佛海在回憶錄中都大加揶揄，而且陳公博自己在會后不久寫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也承認不諱，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陳公博因大會結束時不知去向而被排除，加上南湖船上的十二名代表，總共為十三人。
《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并未說包惠僧代表陳獨秀個人，而將包視為代表一個“地方”的代表。因此廣州也有兩名代表，即包惠僧和陳公博。但陳公博提前離會，被排除在代表內也是合乎情理的。
人生即歷史，人生是謎，歷史更是謎。解開了人生的謎團，也就看到了歷史的謎底。《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一書作者的寫作目的，我想這應該是最主要的。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人生應該成為現實人生的借鑒。
............ (作者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