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為0.48，目前基尼系數可能在0.5左右。
　　鑒此，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實現GDP高速增長，國家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些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目標。經過31年高速增長，如今這個目標已實現，我國人均GDP從當初的200美元增加到今天的近4000美元。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隨之而來的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顯現。”蔡志洲進一步分析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余斌指出，“十二五”期間如何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成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環節。
　　余斌還就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現狀作了這樣分析：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確有要素稟賦、發展階段、國際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體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過于“親資本”，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居民沒錢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錢不敢花。居民“沒錢花”和“有錢不敢花”正是當前收入分配格局引發的內需相對不足的癥結所在。

需把握怎樣的方向標
　　北京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鳴政認為，初次分配以促進提高效率為主，適當拉開差距，但要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為原則，通過調節稅收，如征收遺產稅、房地產稅來平衡差距。對高收入群體征收個人所得稅，或鼓勵他們多為社會捐贈，而對于低收入群體，可予以政府補貼、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傾斜，通過對富人征稅和向窮人補貼來達到均衡目標。
　　關于收入分配均衡化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國家過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單位、社區、家庭和個人的自我努力，就會導致依賴心理甚至‘養懶漢’。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設計、認真組織。”
　　據貢森分析，按照庫茲涅茨對收入差距變動的分析框架，我國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個相同點，即工業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導致和加劇了收入分配問題；同時我國有兩個主要不同點，一是沒有遺產稅和完善的資本稅，以減弱富人的資本積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體制還在建設完善中，還難以保證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國特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要扭轉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關鍵在于中長期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加快二元經濟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轉移過程，以及建立健全稅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聽任“完全的自由市場”自動修復，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的初次分配。
　　蔡志洲認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職工工資，勢必增加投資者特別是企業的成本，如果工資漲幅太大，會影響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些企業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資。因此，收入分配調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尋找一個合適的平衡點，原則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慢慢來，步子不要邁得太快。
　　蔡志洲對“十二五”規劃關于收入分配調整的目標作了這樣的預期：“國民收入與GDP增長速度基本保持同步，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城市居民，低收入人群有基本保障，居民收入在增長，收入差距在縮小，到了‘十三五’基本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余斌認為，“十二五”期間調整收入分配可以從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結構三個環節入手，并通過多種可選擇的途徑來實施。初次分配環節，可選擇減少企業營業盈余和政府生產稅凈額，相應增加勞動者報酬和居民財產性收入，調整不同部門和不同產業間不合理的勞動者報酬。二次分配可擴展社會保障范圍，適當提高企業，特別是政府負擔的水平；減少政府向國有企業的資本轉移，增加向居民的經常轉移；調整非生產稅稅制，增加對居民的直接貨幣性補貼。政府支出調整環節，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費中的實物轉移，增加公共服務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