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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

更新時間:2018-03-19 12:38:47 來源：yxfuhua.cn 編輯：本站編輯　已被瀏覽 次 查看評論
張家界旅游網 公眾微信號 新華社北京3月14日電. 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14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大會發言人李肇星的邀請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問。
　　記者會開始時，溫家寶說：記者朋友們，大家好。過去的兩年我們是在極其困難條件下走過來的。人民用堅實的步伐走過了不平坦的道路，這將會在歷史上留下印跡。今后幾年，道路依然不平坦，甚至充滿荊棘。我們應該記住這樣一條古訓：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動搖。同時我們要堅定信心。華山再高，頂有過路。解決困難唯一的辦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們自己的努力。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我將以此明志，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我想問一個有關中國貨幣政策的問題。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中國經濟迅速實現企穩回升，中國的通貨膨脹也在上漲，幾乎已經達到了您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定下的今年通脹保持在3%左右的目標。不管外界給中國什么樣的壓力或者對中國的貨幣政策作出什么評論，我想問，讓人民幣升值難道不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一件事嗎？
　　溫家寶：第一，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讓我們看一組數據：我們統計了去年37個國家對中國的出口情況，其中有16個國家對中國的出口是增長的。就是歐盟地區，出口總體下降20.3%，但是對中國的出口只下降1.53%。我舉一個德國的例子，那就是去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多達760億歐元，創歷史最高。美國去年出口下降17%，但是對中國的出口僅下降0.22%。中國已經成為周邊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的主要出口市場，也成為歐美的重要出口市場。
　　第二，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蔓延期間，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對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要貢獻。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從2005年7月份開始的，到現在人民幣的幣值對美元升值21%，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6%。我這里特別強調指出，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世界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人民幣并沒有貶值，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4.5%。在這期間，2009年，我們的外貿出口下降了16%，但是進口只降低了11%，順差減少了1020億美元。人民幣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中基本穩定，對世界經濟復蘇起了促進作用。
　　第三，一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是由一國的經濟決定的，匯率的變動也是由經濟的綜合情況決定的。我們主張自由貿易，因為自由貿易不僅使經濟像活水一樣流動，而且給人們帶來福祉與和平。我們反對各國之間相互指責，甚至用強制的辦法來迫使一國的匯率升值，因為這樣做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在貿易問題上，我們主張協商，通過平等協商總會找到共贏或者多贏的渠道。
　　第四，人民幣將繼續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們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新華社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久前對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但是不少經濟學家卻認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都存在二次探底的風險，甚至認為這種風險不可避免。您在剛剛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用“極為復雜”四個字形容今年我們面對的形勢，您怎么看輿論的這種擔心？中國經濟將如何避免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經濟的形勢“極為復雜”，復雜在哪里？
　　溫家寶：形勢復雜，復雜在不確定因素多。我認為，雖然世界經濟出現整體復蘇的形勢，但世界經濟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并沒有完全消除。一些主要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還在暴露，金融和財政還存在風險，大宗商品和主要貨幣的匯率不穩定，由于通脹的預期而使一些國家在政策的選擇上產生困難，這些都有可能使經濟復蘇的形勢出現反復，甚至二次探底。
　　中國的經濟離不開世界。我們雖然出現了經濟的企穩回升，但是我們許多企業的經營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它們主要靠政策的支撐。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對我們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沖擊，而調整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要作艱苦的努力。我們必須堅持把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中國經濟今年必須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三者的關系，走出一條光明的路子。只有這樣，才可能避免二次探底。
　　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有美國官員、分析家以及媒體認為，在去年12月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表現傲慢，溫家寶總理您本人甚至拒絕參加一個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若干國家元首或首腦參加的重要會議，這令與會各方感到失望和吃驚。您對此作何回應？您如何看待哥本哈根進程？
　　溫家寶：中國有一句古語：人或加訕，心無疵兮。但畢竟你還給了我一個澄清真相的機會，因此，我首先應該感謝你。去年12月17號，也就是在哥本哈根領導人大會前一天晚上，丹麥女王為各國領導人舉行宴會，就在那次宴會上，我從一位歐洲國家領導人那里知道當天晚上有一個少數國家參加的會議，她給我拿出了一個單子，上面赫然有中國的名字。我感到震驚，因為我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就在這時，一位新興大國的領導人主動約見我，說有緊急的事情要和我談。他告訴我，他從一位歐洲國家領導人那里得到通知，說當天晚上有一個會議。我對他講，我沒有得到通知。回到駐地，我緊急召集中方人員進行查詢，確實我們代表團沒有接到通知。
　　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第一，向大會秘書處質詢。第二，請楊外長給美國國務卿克林頓打電話告訴真相。第三，即使沒有接到通知，我們也仍然派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與會。我想在這里說明，那時奧巴馬總統還沒有抵達哥本哈根。何亞非副部長到達會場，首先代表中國政府代表團表示抗議，并且說“我是不請而來的”。為什么不通知中國？至今沒有人向我們做任何解釋，至今在我的腦子里還是一個謎團。
　　在哥本哈根60個小時，我幾乎沒有休息。我會見了德、英、日等國的領導人，會見了印度、巴西等國的領導人，會見了77國集團、非盟以及小島國的代表。我兩次會見奧巴馬總統，而且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我還會見了聯合國秘書長和東道主丹麥首相。中國政府代表團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在哥本哈根會議遇到困難、許多國家領導人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候，我們堅持同各方斡旋，與各國共同努力，最終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這個成果是來之不易的，也是在涉及各國重大利益問題上可能取得的最好成果。
　　哥本哈根會議結束以后，1月份我就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和丹麥首相，堅定地表示，中國高度評價和支持《哥本哈根協議》。就在最近，我們又致函聯合國，表示全面支持《哥本哈根協議》的立場，并且同意將中國列入支持《哥本哈根協議》的國家名單。
　　為什么總拿中國做文章？我至今不明白。氣候變化問題關系到人類的生存，也關系各國的利益，關系世界的公平和正義。我們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將繼續同世界各國一道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
　　臺灣《聯合報》記者：想請教您有關商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問題。您兩會之前和網民交流的時候提到說在商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時候，考慮到兩岸經濟規模的差異，還有臺灣中小企業以及農民的利益，大陸這邊可以讓利。那能不能請您向我們透露一下大陸讓利的實質內涵是什么？您認為今年6月兩岸可以簽署ECFA嗎？去年您在這里有一段溫馨的談話，您說想到臺灣去看一看，如果兩岸簽了ECFA后對您到臺灣走走看看會不會創造更好的條件？
　　溫家寶：兩岸正在商簽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是一個綜合性的、具有兩岸特色的協議。商簽這個協議應該把握好三個原則：第一，平等協商；第二，互利雙贏；第三，彼此照顧對方的關切。我確實講過，在商簽協議時要充分考慮兩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不同，關心臺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的利益，特別要照顧臺灣農民的利益。我也確實講過，要讓利給臺灣。這種讓利，比如關稅減免可通過“早期收獲”實現。另外，也要做出讓臺灣農民放心的事情。但是，我看到臺灣的報紙，很大的篇幅報道溫總理關于讓利的論述。可是我在在線訪談時講了兩句話，后面還有一句話“因為我們是兄弟”，這句話就鮮有報道。我知道商簽協議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但是正因為我們是兄弟，“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
　　我去臺灣的愿望依舊是那么強烈，因為我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為50年的政治而丟掉5000年的文化。我講一個故事你可以告訴臺灣同胞。在元朝有一位畫家叫黃公望，他畫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圖》，79歲才開始創作的，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幾百年來，這幅畫輾轉流傳，但我知道，現在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館，一半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我希望兩半幅畫什么時候能合成一整幅畫。畫是如此，人何以堪。謝謝你，向臺灣同胞問好。
　　《人民日報》記者：剛才總理在回答問題時提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實行自由貿易，我們也知道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我們也留意到，近期一段時間以來，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明顯增多，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日漸增多起來。有評論指出，貿易保護主義對當前的世界經濟復蘇產生了較大影響。請問總理，中國政府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溫家寶：我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我方才已經講了，自由貿易不僅會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會促進世界的和諧，還能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活。我對有些國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們為了提高本國的出口而貶低本國的幣值，反過來又企圖用施壓的辦法來強迫別國的貨幣升值。我以為這種做法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加深，貿易保護主義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這應該引起全世界各國的警覺。我們將采取措施，擴大進口。去年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向歐美派出多批采購團。我們還要努力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我相信，自由貿易會給應對危機、經濟復蘇帶來有力的推動力量。
　　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推進多哈回合的談判，使多哈回合談判能夠取得公正、平衡的結果，建立一個合理的貿易秩序。我真誠希望美歐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且放開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限制，這有利于貿易的平衡。在這里我愿意給記者們介紹一個你們不甚熟悉的情況，那就是中國的貿易總量雖然很大，但50%是加工貿易，60%是外企或與外資合作企業的出口貿易。如果有的國家對中國采取限制措施，也無異于打擊了你們本國的企業。
　　德新社記者：大國也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現在正在崛起，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在應對全球挑戰以及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的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我們了解，在中國政府內部也在就該問題進行著積極的討論。我想了解，中國是否有這個能力以及意愿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的作用？
　　溫家寶：你的問題問得還是比較平和的。實際上現在在輿論上，已經出現了“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必勝論”的觀點。你給了我一個機會闡述一下我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第一，中國這些年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是由于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們確實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前不久，為了征求群眾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我到離北京只有150公里的灤平縣。我看到那里的群眾雖然這些年來生產生活條件有所改變，但依然與北京有很大的差距。這個村子我已經去了三次，分別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我經常勸記者多到中國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看看，你到那里看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我們要實現小康目標還需要做出艱苦的努力；要建成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至少要到本世紀中期；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要上百年以至更長時間。
　　第二，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不會影響任何國家，中國不發達的時候不稱霸，中國即使發達了，也不稱霸，永遠不稱霸！
　　第三，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即使是在很窮的時候，我們也是錚錚鐵骨。
　　第四，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主張并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解決當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重大問題。中國對不發達國家實行的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
　　這四點就是我們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場。
　　香港《星島日報》記者：香港經濟現在正在從國際金融危機的低谷中走出來。您去年曾說過要更好地解決一些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您可否詳細跟我們說一下這些矛盾是什么？對我們解決這些矛盾有什么建議？國家正在編訂第十二個五年規劃，能否談談香港在這個規劃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另外，總理這幾年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很關心您的身體健康，能說說您是如何一直保持旺盛工作精力的嗎？
　　溫家寶：我以為香港在經濟上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第一，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系。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后發展的潛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今后不僅會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發展，而且還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第五，還有兩點不要忽視，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發展教育。
　　至于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主要是編制內地的規劃，當然我們在編制規劃過程中會考慮香港與內地的緊密經濟聯系，特別是與“珠三角”地區的聯系。我們編制規劃會充分征求香港各界的意見。
　　至于我的身體，大家會看到，我還是有著充沛精力的。雖然我是一個基本沒有節假日的人，但我還是喜歡鍛煉的，無論是散步還是游泳，都使自己的身心能夠放松，以保持旺盛的精力來對付繁重的工作。
　　謝謝你，向香港同胞問好。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最近有一些外國企業抱怨說目前中國的外商投資環境不如以前友好，最近谷歌表示要退出中國市場，去年中國逮捕力拓公司4名員工也引起了擔憂。總理，您對這兩個事件有什么看法呢？將來中國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讓外國企業放心？
　　溫家寶：其實你說的情況和每年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的實際并不符合。但是，我還是愿意回答你的問題。
　　中國將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歡迎外國企業到中國依法經營。我們不僅要大力引進外資，還要特別重視引進外國的技術、管理方法。我希望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更多地建立在中國，這樣可以提高外資使用的效益和質量。我們要從法律上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而且使跨國公司能夠享受同中國企業一樣的國民待遇。比如，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們實行了許多刺激經濟的政策，家電下鄉、汽車以舊換新，我們都采取公開招標的辦法。參加招標的既有內資企業，也有跨國公司，也有臺商和港商。如果說有什么缺點的話，那就是我同外商的接觸還不夠緊密。在我今后三年的工作當中，力求能多增加一些同外商接觸的機會，使你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政策，同時我也愿意聽取你們對中國吸引外資的意見。
　　中央電視臺記者：請問總理關于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問題。根據官方的數字，去年新增的貸款投放量是9.6萬億，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部分大城市的房價居高不下。因此有人擔心出現經濟泡沫。請問總理，您有這個擔心嗎？在考慮通脹預期的前提下，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有退出或者部分退出的可能性嗎？
　　溫家寶：你提到一個讓我感到非常擔心的問題。我曾經講過，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處理好經濟發展、調整結構和管好通脹預期這三者的關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方才我說我們可以走出一條光明的路，這是很難實現的，但卻必須實現。
　　我們必須注意三點：第一，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就是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時管理好通脹預期，處理好這三個問題是貨幣政策的精髓。第二，高度重視農業，千方百計使今年農業有一個好收成。農業不僅是整個經濟的命脈，而且就今年來講，關系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關系是否能夠管好通脹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的好壞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三，我們必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就是說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鞏固來之不易的經濟企穩回升的好形勢。如果經濟再出現反復的話，那么帶來的損失就太大了。但同時，我們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重點。
　　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走向，因時而動，就是說“時進則進，時退則退，動靜不失其時”。這需要十分謹慎和靈活。我相信明年的記者招待會我還是滿面笑容地來對待你。
　　路透社記者：一年前您在這里說過，有點擔心中國在美國的資產安全，請問您今天是一樣的擔心？更擔心？比較放心？還是有信心？另外，您剛剛講到中國內部的一些擔心，如果允許我再問一個關于“心”的問題的話，那就是國際上您最擔心的事情是什么？
　　溫家寶：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巨額的外匯儲備，我們一定要把這筆巨大的金融資產用好和管理好。因此，我們對外匯儲備的要求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流動，第三是保值增值。我們在國際上之所以購買一些國家的債券，都是為了通過多元化的經營達到我所說的目的。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主要發行國，幣值的不穩定引起我們很大的憂慮。我去年說過我擔心，今年我還要說我擔心。因為國家的金融資產不容得有一點的閃失。在這里，我還要強調另外一面，美國國債是以美國國家信譽做擔保的，我希望美國以實際行動讓投資者放心。這不僅對投資方有利，對美國也有利。
　　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國際形勢的擔心。我們的擔心，最主要還是在安全和穩定上。我們正在集中精力進行建設，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需要一個和平和安全的環境。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也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影響，這些我已經講過了。總之，我們愿與世界各國一道，為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而努力。
　　法新社記者：我想問一個有關中美關系的問題。大概一周以前，中國外長表示美方應切實行動，使中美關系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我想問的是，中方認為美方應采取什么具體的措施才能使中美關系重新回到正常發展軌道？中方現在還在等待美方采取這些具體步驟嗎？還是中方愿意以中美關系的大局為重，不再糾纏和計較現在中美關系中出現的問題？
　　溫家寶：中美關系是我們最重要的外交關系，它不僅關系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定意義上也超出兩國的范圍。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來把握兩國關系。奧巴馬總統入主白宮以后，中美關系有個良好的開端。但是最近一段時期，美方在達賴喇嘛訪美和對臺軍售等問題上觸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美關系受到嚴重的干擾，這個責任不在中國，而在美方。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中美關系的基礎，我們希望美方能夠正視問題，以實際行動回到三個公報的基礎上來，使中美關系得以恢復和改善。
　　我曾經講過，中美建交3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互信則進、猜忌則退。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對手好。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努力促進中美關系的發展。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國際社會十分關注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要求德國、日本和中國這些主要出口國家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來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請問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溫家寶：我認為世界經濟的失衡，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中國的貿易上。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反映在一些主要經濟體消費與儲蓄的失衡，一些金融機構只顧自身利益，過度擴張而造成金融的不穩定。如果從深層次講，世界上最大的失衡是發展的不平衡。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受害最大的是發展中國家。至于貿易，我已經講過了，我們將采取措施，進一步擴大進口。同時，我們也希望發達國家能夠放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
　　解決世界經濟失衡問題，需要各國協調一致。特別是在宏觀政策上，如何保持和穩定經濟復蘇的大好形勢，同時，對金融進行進一步的改革。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我第一個問題也是跟外交有關系，但是我們想從民意的角度來問。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看到國內很多老百姓對于國家實力的自我感覺、社會氛圍可能出現了一些變化，就是有的時候在媒體上會看到一些民眾說我們中國強大了、現在要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有一些民眾的反應可能也比較極端一些。請問這個民意對于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多大影響力？作為最后一個提問者，請允許我問一個今天早上一直沒怎么談到的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政府工作報告里說要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促進社會公正和諧，讓人民更幸福、更有尊嚴地活著。但是我看到社會上也有一些現象，還有很多這樣那樣的不公，比如收入分配不公，農民工融入城市也存在很多困難。作為總理，您如何指導政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中國人民過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嚴的生活？
　　溫家寶：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太深重了。因此，我們對于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懷有強烈的感情。我們的外交政策基本出發點是要維護國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權和領土完整。當然，我們的對外方針還要統籌考慮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中華民族又是一個重友誼、守信用、有尊嚴的民族，我們會平等對待對我們友好的民族。世界的文化是多樣的，國家的社會制度也是不同的，但是我們認為這都不妨礙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之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相學習和借鑒。在這方面，我曾經在新加坡講過，開放包容，國家才能富強。如果說民意，那么這兩個方面都是我們應該尊重的。
　　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都不可偏廢。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其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勿庸諱言，現在，社會上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曾經講過，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在社會中是多數。我們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時，能使每個人也有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機遇。中國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指經濟的發達，它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幾年，我將為這件事情盡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們以后的領導人會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這次會見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舉行，歷時近2小時20分鐘。會見結束時，溫家寶來到記者席前，同在場的中外記者親切握手致意。10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記者會。 張家界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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