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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在張家界成長起來的“李俠”

更新時間:2018-03-19 12:32:53 來源：yxfuhua.cn 編輯：本站編輯　已被瀏覽 次 查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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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央電視臺熱播的《永不消逝的電波》新版電視劇，引起了廣大觀眾的濃厚興趣，再度成為大眾的收視熱點。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與上世紀50年代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流傳影響幾代人的同名電影密不可分的。我相信稍稍上了年紀的人都看過這部電影，一定對孫道臨扮演的男主人公、黨的地下電臺工作者李俠有著深刻印象，尤其不會忘記李俠面對敵人的槍口，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以堅毅、深情的目光發報的場景。電影最后，主人公為中國解放事業奮斗不息的形象和精神與回蕩在藍天白云下祖國崇山峻嶺之間的電波聲重疊，永不消逝。
　　無論是老版電影還是新版電視劇，其成功處就在于，它們都成功塑造了一批以李俠為代表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的人物形象，以近乎完美的藝術形式高揚著共產黨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獻身精神，形象生動地回答了當今已被不少人所淡忘、卻又是為人們焦慮和迷惘的、為時代所呼喚的關于理想和信仰的問題。
　　藝術作品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主人公李俠的生活原型知多少，究竟是誰？說法不一，版本很多。有說李白的，有說秦鴻鈞的。等等這些都不足為奇。因為無論電影或是電視劇中的“李俠”，都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已經過藝術的再創作，應該說他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典型形象，雖是以隱蔽戰線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跡為主，同時也吸收了其他人物的經歷和事跡。據我采訪和查閱有關史料掌握了解的情況，我認為當年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被稱為“紅色電波第一人”的我市慈利籍地下工作人員張沈川，也有“李俠”類似的事跡和經歷，也可說是其原型之一。
　　張沈川，原名沈傳，是我黨早期著名的地下工作者，隱蔽戰線上的一員老將。他的一生充滿傳奇。
　　1901年，張沈川出生于湖南省慈利縣陽和鄉，苗族。幼年就讀家鄉漁浦小學。十幾歲時，他離開家鄉，到長沙、青島、廣州等地，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在青島大學學習，成為學生領袖。1926年，張沈川南下廣州，進入中山大學。他創辦了“社會科學研究社”，受到了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魯迅先生的稱贊和支持。北伐開始以后，張沈川隨軍出征，在北伐軍政治部工作；11月到達江西南昌，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到武漢，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張沈川隨黨中央機關，由武漢遷移到上海，轉入地下，擔任法租界南區街道黨支部書記。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對敵斗爭。
　　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他接到中央領導化名伍豪的周恩來同志找他談話的通知。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他說：“現在有一項新的任務，需要你去完成。由于形勢的發展和需要，我們的黨急需要建立無線電密碼通訊聯系。為此，首先要有掌握無線電通訊技術的同志，黨決定你第一個去學習這項技術。”張沈川愉快地接受了任務，此后，他不再擔任法租界街道黨支部書記，調中共中央特科，歸黎明（顧順章）領導，由李強聯系。張沈川化名張燕銘在同時掛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電臺”牌子的上海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后成為中共第一名無線電報務員，并從事情報工作，為黨獲取了大量重要材料。
　　1930年9月，與李強一起開辦中共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培訓出中共第一批無線電報務員，創建了我黨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編制我黨第一本通信密碼。 1929年到1930年，由于白鑫、顧順章等人相繼叛變投敵，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單身男、女居住很不安全。于是，伍豪（周恩來）又安排北京女師大的學生、剛從蘇聯學習回國的蒲秋潮同張沈川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繼續地下電臺的收發報通訊工作，并且繼續教授、培訓黨的無線電通訊人才。1930年12月，張沈川在法租界巨鹿路四成里12號給無線電技術學員講課時，被國民黨反動軍警逮捕入獄。在獄中，他經受了嚴刑拷打和政治利誘，拒不吐實，始終堅守黨的秘密，并組織獄中難友與敵人展開英勇機智的斗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抗日，蔣介石被迫釋放政治犯，張沈川出獄。出獄后他回到湖南，先后任慈利教育局局長和國民黨專員公署特派員等職。他利用這些公開職務繼續開展革命工作，宣傳抗日，發動群眾，引導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因此被國民黨密令緝拿。張沈川被迫于1939年9月轉往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下，先后以國民黨軍官、公司經理等各種公開身份為掩護，在復雜、惡劣的環境下堅持對敵斗爭。
　　1946年8月，張沈川以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隸屬聯合國救濟總署)煙臺辦事處副主任的身份到解放區，夜以繼日地工作，與戰友一起破壞國民黨利用聯合國救濟物資進行反共內戰的計劃，利用行總（全稱為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的交通工具巧妙地運送大批物資，支援解放戰爭。1948年8月張沈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因遭國民黨特務通緝，被迫離開上海至香港，后乘船回到解放區。1949年，他到上海擔任上海軍管會輕工業處研究組組長。
　　全國解放后，張沈川調中國科學院工作，后因身體原因到中國科學院湖南分院任職。1960年底，調任湖南省政協常委、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黨總支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打擊迫害，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和對同志負責的態度，不寫假材料，不作偽證明，嚴守黨的機密，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粉碎“四人幫”后，他獲釋，就積極為曾和他一道工作過的老戰友、老同事早日平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為表示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片真心，他將自己幾年被扣發的萬余元工資作為黨費一次全部交給黨組織。
　　1980年6月，張沈川調回北京，1981年離休，離休后的他繼續為黨、為社會做貢獻，并自費四處發函，甚至不顧年邁體弱、親自登門走訪，搜集整理幾十萬字的革命回憶錄，其中《1929——1949我黨地下無線電通訊發展概況》一書是反映中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特種工作的寶貴史料。他曾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并被聘為國家安全部特約咨詢委員。1991年7月25日，張沈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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