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吉縣新營鄉二付營村，我們見到了農民作者袁志學。這個1976年出身的農民漢子，一家6口，父親，母親，妻子，兩個兒子。父母都已六十多歲，母親患腦血管病，身體不是很好，長年服藥。大兒子今年9歲，在縣一小上四年級，小兒子不滿四個月，還掉在母親的乳頭上。妻子在鄉里租了一個門面，一邊帶孩子一邊做點小本生意。他就在家養羊養牛，種了20多畝地。種地之余，他就寫作。 他說，他高中時就喜歡寫作，寫作跟他種莊稼一樣，成了他每天的一種勞動習慣。除了在西吉文聯創辦的《葫蘆河》刊物上登了不多的一點東西外，他開始只是寫散文、詩歌、日記、隨筆，記錄自己鄉村生活的點點滴滴。1998年他開始有了寫書的想法。直到2005年才動筆寫一段，之后就沒日沒夜的寫，寫一個村子幾十年里的故事。寫了改，改了寫，總算在2008年初改完了。他有一個單純而美好的愿望，就是把這本書作為禮物獻給2008祖國北京舉辦的奧運會，讓祖國聽一聽一個普通老百姓一肚子的心里話。當他花了一筆價格不菲的打印費，請人將所有手稿在奧運會開幕前打印成冊時，他說他心里美得就像捧著自己的兒子。
    他將寫的東西讓他爸看，讓他哥看，讓他妻子看，讓他的村民和伙伴看。妻子對它根本不感興趣，只是嚷嚷，也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錢打了這么厚的東西。他也對她不敢說實話。他托一位親戚將小說帶到銀川，看是否可以印刷出版，可出版社告訴他要自費出書，一千冊也就三萬元。那得他賣多少土豆啊？！他只好一口拒絕了。最后，經過朋友介紹，他認識了縣文聯的郭寧和李義。李義將他的小說在《葫蘆河》刊物上發了個梗概，并提出了修改意見，讓他修改。改好后，郭寧給他找錢，列入了西吉文聯要編輯出版的文學叢書。當郭寧和李義一路打聽找到他家時，他說，郭寧和李義是在找一顆心，一顆對文學和生活都很熱愛、癡迷的心。
    那天，當我們一行走訪他家時，李小慧代表中華文學基金會給他送了2000元慰問金，寧夏文聯哈若惠也代表寧夏文聯送2000元慰問金，鼓勵他繼續寫作。雖然杯水車薪，但對一個農村的業余作者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鼓勵。我們這一行，也許是他見到的最大、最遠、最多的“官”了。
    太陽暖暖地照在他簡樸的農家小院里。泥墻。泥地。泥黃。他把他寫的幾十本厚厚的文稿堆在一張桌上，給我們介紹他的創作情況。虔誠而激動。文稿本有硬殼的筆記本，有整本的信簽紙，有裝訂在一起的學生作業本，除了那本要出版的長篇小說是電腦打印好的，其余全是手寫的。這握慣了鋤把子、拋慣了土豆的手，握著筆拋文字時，不知道會不會像他拋土豆一樣得心應手？當土豆苗像一片野草在地里瘋長時，他的情愫也在他的心里瘋長。當土豆大個小個埋滿莊稼地時，他富有情感的文字，也像土豆在他精神的原野上收獲。
    他說，發表不發表，對他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繁重的勞動之余，有了一種精神寄托和快樂。他充分享受著這種快樂。他說，通過寫和讀提高自身，寫作成了一種意境的東西，最后讓自己心靜若水，每天提筆寫上一些東西，在筆跡中更在那種文學的深遠中找尋快樂，就如同渴了坐下來喝一杯清茶，累了吼一聲秦腔，高興了坐下來玩一玩撲克一樣，成為了生活的一種常態，也就成了心里的一盞明燈，一直亮在心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