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歡染發，不是不愛美，也不是不想年輕，主要是染了以后頭皮發癢，不舒服。再說，老了就老了，一切順其自然。四十多歲時頭發就開始白了，顯得老。不過，也好，坐車有人讓座。
　　第一次有人讓座是在北京。是一個小孩，八九歲的樣子。那是一塊未經“世事”浸染的白綢子，純而又純，老師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不過，第一次，不到五十歲的時候，有人讓座，也使我驚慌。我老了嗎？我確實老了，要不怎么會有人讓座呢？五十歲后面就是六十歲，七十歲又會接著到來。然后死神就會不斷向你招手。我能不驚慌嗎？小孩的讓座帶給我的不是快樂，而是好長一段時間的不安。
　　我的妻子跟我年齡差不多。不過，她愛染發，染了的頭發油黑發亮，雖不是“單衫杏子黃”，但確有“雙鬢鴉雛色”。她又愛收拾自己，出門，衣服總是穿得靈靈性性的。有一次，在長沙，我倆同時上一輛公共汽車，年輕人爭著給我讓座，卻沒有一個人給她讓座。我坐定之后看她站著。她一直站到終點站。辦完事，回到家，我嘲笑她：“你看，你看，愛年輕愛漂亮的人，有占便宜的時候，也有吃虧的時候吧！上帝是公平的，給你開了一扇門，就會給你關上一葉窗。”她感慨而又逞強地說：“我愿意，我愿意，你把我能怎樣？”
　　五十五歲以后，住在長沙的時候多了些。出行有人讓座就成了常事，我也習慣了。省會城市的市民嘛，素質就是不一樣。不過，還是有一次，挺讓我感動的。我從“林科大”出發，準備到定王臺去，路，挺遠的。沒想到，一上車就有一位年輕女孩給我讓座。我以為，她也許就在東塘或什么地方下車，我也就不客氣地落坐了。哪里想到，我在定王臺下車了，她還沒有下車。我心里感動極了：是什么樣的家庭培養出了這樣的好姑娘啊！我甚至想打聽一下，她究竟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呢，還是出身一個干部家庭。要不，怎么會有這樣高的素質呢。我甚至還想，投稿報社，高聲贊美這樣的長沙市民。
　　我是慈利人，在慈利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哪怕六十歲的時候也沒有得到。不過，我也不怪他們。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給人讓過兩次座，發現旁人投來異樣的眼光，覺得我行為反常，舉止怪異，傻瓜似的。我以后也沒有給人讓過座。一個人要改變一種環境是困難的。我想起了古代書上寫的“僻遠”“蠻荒”之類的詞語。
　　今年四月，我有事去張家界，要到吉首大學張家界分校辦事。我要做六路車。一上車就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女孩給我讓座，我有些感動。沒想到這樣的事竟在張家界發生了。老實說，我以前是有些瞧不起大庸的，總覺得慈利比大庸開發得早些，要進步些，文明些。特別是好些年前，在大庸街上看到一個農民摸樣的人，身上穿著西裝，腰上系著葛藤，肩上扛著一根“蔥擔”（一種挑柴用的工具，它是三截組合而成的，兩端像牛角似的扁擔）。我對大庸人的印象就更不好了，因為在慈利街上從來沒有看到這種不倫不類的人。今天的張家界及張家界人竟然變得如此文明了，我感到驚詫。我仔細打量著女孩。她望著窗外的遠方。開放的迎春花和油菜花映襯著她頗有“早春”氣息的身影。姜黃的上衣，淺湖藍的裙子，長短適度，緊松適度，在表現女孩柔和曲線的同時，又有著飄逸而休閑的效果。我想，她可能是某某干部的女兒吧，或者說，她是一個外地移民吧。
　　回來的時候也是坐六路車。一上車，也是一位女子給我讓座，不過不是少女，而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婦女。剪著短發，顯得很利索的樣子。我想，她大概是一位教師或婦女干部吧！也可能是一位外地人吧!在坐車途中，我聽到她和別人說話，時不時說“mér呀mér”的(mér,就是妹兒，不過張家界人發的第二聲），或“zhér,nér”(即這兒，那兒）。我才感覺她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大庸人。這時我為自己小瞧大庸人而感到羞愧。我臉上有一種發燒的感覺。后來，在談話中我了解到，她是在經營著一個衣店。啊，我更加感動，也更加羞愧。看著她站著與別人談笑自若的風度，我覺得她很美也很高大，我有著魯迅的“榨出皮袍下藏著的‘小’來”的感覺。我為自己曾經瞧不起大庸人而感到羞愧，也為自己曾經瞧不起普通人而感到羞愧。在此，我特別向大庸人表示歉意，向普通市民表示歉意。更為重要的是，當那位女孩和中年婦女給我讓座時，我分明看到了全車人的眼神和表情，或內疚或羨慕或充滿敬意。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變化，這種變化是十分可貴的，這種變化也是來之不易的。這是張家界作為旅游城市長期來潛移默化的結果。從這些表情中，我看到了張家界作為世界旅游圣地的未來。一個旅游城市能成為“旅游圣地”，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變化，而是人的素質的變化。正如一所大學，建大樓易，出大師難。物質條件的改變是容易的，而人的素質變化是緩慢的，也是艱難的。張家界人正在實施這一轉變。我懷著極大的欣慰的心情慶賀這一轉變的到來。張家界的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