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3日，天空晴朗，我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走進了辦公室，結束了長達43個月的病休。因為疾病，我幾乎告別了這個世界，幾乎再也不能踏進這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那一段刻骨銘心的過往，我這一生是再也不會忘記了。如今六年過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邊緣，又是怎樣一次一次逃脫命運的審判。
　　2004年7月6日，對我來說那實在是一個可怕的日子。這一天，全身酸軟、眼睛橙黃的我，吃不下，睡不著，一場可怕的病魔正毫不留情地吞噬著我的身體。第二天，醫院的檢查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重癥乙肝——轉氨酶1400，黃疸120。市人民醫院的醫生束手無策，只好為我開出轉往長沙湘雅醫院的單據。但在湘雅醫院的兩個多月日子里，我的病情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轉，反而慢慢演變為肝硬化、肝腹水。9月18日，已沒有任何治愈希望的我不得不回到市人民醫院繼續接受治療。從此，一段更加艱難的日子悄然降臨到我的頭上——

一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２日，農歷臘月十三，一個非常普通的日子。
　　過年還有一段日子，年味也沒有那么濃。但畢竟是臘月了，湘西眾多的普通人家開始籌算著如何過一個體面而又熱鬧的年。
　　但對于已在床上躺了半年的我來說，那只不過是又一個煎熬內心的、痛苦的一天。疾病已將我折磨得奄奄一息，日漸濃烈的年味并沒有讓我的心情有多少改變。不過，這一天實在值得我用一生的時間去記憶。就在這一天，我幾乎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差點訣別這個令人愛恨難舍的世界。
　　那天清晨，我在沉沉的迷夢中睡去，死一樣地睡去。其實，這已是我患重癥肝病后的第四次昏迷。只不過，這一次我同死亡作了“最親密的”接觸。
　　我不知道自己在沉睡中過了多久，當我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經在另一間病房。這是一間完全陌生的房間，沒有窗簾，沒有衛生間，也沒有熟悉了三個多月的味道。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１日離開人民醫院后，我就一直住在張家界謝氏中醫院四樓最里的一間病房。我用充滿疑惑的眼神看了看坐在病床旁邊的父親。或許是讀懂了我的眼神，父親輕聲地告訴我，這是在人民醫院的內三科。我努力地擺動了一下頭，用眼光環顧四周，發現除了父親，病房內還有許多關切的眼睛在注視著我。只是，房間內沒有聲音，很靜很靜，一種莫可名狀的寂靜。我輕輕地閉上自己的眼睛，想要努力回想起此前的一些事來。可除了一陣毫無頭緒的空白，我沒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視覺片段。偶爾，有醫生或護士來為我檢查或換藥，我想要表達謝意，但身體卻不受支配。我茫然地躺在病床上，急迫而又無助，就好像茫茫大海中的孤舟——弱小、不安、惶恐，卻又不知所措。
　　這樣的狀態，一直在持續。我害怕閉上眼睛，害怕就這樣一睡不醒。但越是想要掙脫這種束縛，越是難以持久。不知什么時候，我又悄悄地睡去，像死一樣地睡去。沒有痛苦，沒有恐懼，也沒有任何多余的思想的交鋒。
我的身體有一些感覺的時候，那是醫生為我插管。因為失去意識，排尿成了難題，在不知不覺間就會尿出來。沒有辦法，醫生們將一根細膠管插進我的尿道。我不知道醫生們圍在我身邊干什么，只是記得一陣鉆心的疼痛，忍不住“啊”地大叫了一聲。此后，我又沉沉地睡去，沒有夢，沒有天使，也沒有無常與閻羅。就好像一具失去靈魂的軀殼，不受任何外物的影響。
　　當我真正從昏迷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醒來后的我感覺很好，意識也相當清楚。我的頭一句便是問父親：“我睡了多久？”“三天。”父親的回答讓我感到很驚訝。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是沉沉地睡了一覺，怎么會過去三天？可父親肯定的眼神讓我不容置疑。發現我真的醒了，母親、妻子、姐姐、弟弟都圍到我的面前跟我說話。８０多歲的奶奶也慢慢地靠過來，用她滿是皺紋的手握著我，眼里還噙著淚花，“勇兒，你醒了！”我看著奶奶和她兩鬢的白發，用力地點了點頭。
　　我的蘇醒，讓全家人暫時放了心，大家的臉上也開始有了些暖色。但我還是隱隱地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沉重正壓在親人們的心頭。聽說我醒了，醫生和護士們也都到病房來看我，問我的情況。醫生交待父親，給我灌腸。“灌腸？”我一聽到這個詞，感覺莫名其妙。父親趕緊告訴我，就是采用灌腸和輸液的辦法才將我救醒，在我昏迷時已做了幾次。當父親掀開被褥時，我才發覺身上沒有穿任何衣物，下身還牽著一根長長的管子，管子的另一頭套著袋子，里面是黃濁的尿液。我想要自己坐起來翻身，卻一點力氣也沒有。父親和弟弟見狀，用力幫我側身。護士將一袋中藥和半瓶醋灌進我的身體，并叫我盡量多忍一會兒，不要排出來。我強忍著，好在并不十分難受。當父親把便盆拿過來時，我終于還是忍不住拉了出來。但便盆里除了剛灌進去的藥并沒有別的東西。這樣的灌腸，大約持續了一周，直到我離開人民醫院去北京求治時才停止。
　　在病床上無法動彈的日子是難以忍受的。我不能翻身，甚至不能挪動自己的雙腿，就是抬一下手也相當困難。因為長時期的輸液導致血管萎縮，我的手上已找不到完好的血管，護士們就將針插在了我的腳上。因而，想要把腳動一動也不可能。由于沒有度過危險期，醫生們又給我戴上了氧氣罩。我的一身從上到下，可算是“全副武裝”了。不過，這些都還不算什么。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幾乎每天醫生都要給我開出化驗血的單子，所以每天清晨都要從我身上抽出幾管血來。后來我才知道，醫院要求醫生們必須多開化驗單，檢查費要達到或超過住院總費用的一半。看來，我和眾多住院的病人一樣，享受了醫院的“特殊照顧”。
　　從昏迷中蘇醒后，我在病床上思考了很多，也想到了死亡。不過，我并沒有感到害怕，而是堅信：我一定會好起來的。同在醫院住院的一位符姓女病人，當時的情況也十分危險，她的愛人還到我的病房看過我。我聽說，她很堅強，說是一定要活著等到國家研制出徹底治療肝病的藥物。她還說，雖然現在沒有什么特效藥，但三五年后一定會有的。但在我后來離開人民醫院在家養病時，聽說她在闖過一道道生死關頭后卻不幸去世。她沒有等到三五年，也沒有等到國家研制出能治好肝病的藥物，我卻僥幸活了下來。我能夠活下來，并不是西醫的功效，而是祖國傳統的中醫，是沒有行醫資格的鄉下郎中救了我的命。
　　同中醫的接觸，那還是從我住進謝氏中醫院后開始的。當時，謝醫生為我開出了中藥，中西夾攻。在這樣的治療下，我的病情顯得有好轉的趨勢。親人們看到我的病情穩定了下來，懸著的心也稍稍放寬了一些。
就在大家都認為我的病情已經得到控制時，意外在不經意間發生。１０月２２日，農歷九月初九，父親在中午給我喂了幾塊魚肉。我吃著吃著竟糊涂起來，接著就不省人事，昏了過去。我沒有任何感覺，三個多小時昏迷不醒。當我醒過來后，父親告訴我發生的一切，我才恍然大悟。這是我患病之后的第三次昏迷，是離死亡很近的一次昏迷。人民醫院的一名醫生當時在看到我的情況后，說是最多只能活三天。親人們悲痛欲絕，趕緊為我準備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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