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山，當時叫袁家界農墾場。為了求得主管部門的支持，我們在北京期間，還于6月2日上午特地到了國家農牧漁業部。農牧漁業部也像國家旅游總局一樣，對我們這兩位山里人表示了熱情的歡迎，并為我們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該部和所屬各處的負責人，其規格之高，參加人數之多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在這個接見會上我們又見到了鄭芳南，在向部領導匯報時，小鄭的宣傳比我們還積極。他一邊口若懸河，繪聲繪色地講述天子山的發展潛力，一邊拿出那組幻燈片放映，讓大家領略天子山風光的美麗。他的表演不僅感動了眾多的領導同志，也使我們這些天子山人喜淚盈盈。農牧漁業部的領導同志為擁有天子山而非常驕傲，并慷慨地答應從扶植天子山農墾場的經濟和生產出發，給天子山以特殊的優待，可以幫助修點公路，搞些其他的基本建設。后來，我們回到長沙，省農業廳的主要領導特地找到了我們，再一次重申了農牧漁業部的上述意圖，并且表示了對開發天子山的極大決心。
　　在北京和長沙期間，我們還開展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在北京的10多天時間內，我們先后拜見了賀龍元帥的夫人薛明，女兒賀曉明，大女兒賀捷生和女婿李振軍，桑植籍的老將軍朱少田、鐘典三，以及中國圖片社社長、中國攝影家協會秘書長陳勃。回到長沙后我們又與湖南畫報社《旅游》雜志和《旅游報》取得聯系，得到了他們的重視和支持。這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薛明同志一家、黃翔先生、張文先生和劉漢先生，他們在天子山初期宣傳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到薛明同志家去是5月30日下午，一見到我們帶去的天子山風光照片，曉明就對薛明說：“您看，我們家鄉多美??！”薛明同志自豪地說：“這是家鄉人民的驕傲！”薛明還說：“這是國家的財富，要很好地宣傳，要拍照片，寫文章，拍電影、電視擴大影響；要請一些畫家、攝影家、詩人、作家等名家去幫助宣傳。”她還要去了我們帶的那本照片和那篇文章，說：“來了老同志，來了客人，我要向他們宣傳，多讓人知道我們的天子山。”薛明這么說，后來也這么做了。凡是來她家的人她都要宣傳一番。從她這兒，許多老同志，許多中央領導，比如廖漢生、王震、葉劍英等以至于當時的國務院總理都知道桑植有座美麗的天子山。后來，她們還動員了一批攝影家、畫家、電影電視工作者、詩人、作家到天子山來，對宣傳天子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黃翔先生是第一個到天子山來的攝影家。當時他已70高齡，為了拍攝天子山的風光照片，不遠千里慕名而來，風風火火，興致極高。但當時上天子山要在荊棘叢生的10公里路上攀爬三四個小時，這對他來說無疑等于上蜀道。為了滿足這位老人的愿望，為了擴大對天子山的宣傳，我們硬是扎了一乘轎子將他抬了上去，然后又抬了下來。在山上攝影時，我們專門派人扶著他走，抬著他行。他拍攝的照片既多又好，后來都傳揚出去了，遍及大江南北，有的還飛出中國，傳到了世界各地。
　　我們停留在長沙期間，還與湖南畫報社掛上了鉤，并在這里會見了著名攝影家張文。張文先生曾在抗美援朝的戰火中擔任攝影記者，他和他的照片曾得到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高度評價。張文對天子山早就躍躍欲試，當我們邀請他上天子山時，他竟連同家小一起到天子山安家落戶住了三年。在那片原始處女地上，他充當了一名最早的開發工。為了宣傳天子山，他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一方面在《湖南畫報》上發了整整一版；一方面在廣州、香港等地舉辦展覽，把天子山的美麗和博大傳揚到國外。他還與劉漢一起邀集一批攝影家、美術家在天子山籌辦了武陵源攝影美術學院，引來一批又一批的無以數計的攝影家、美術家到天子山來。劉漢先生是著名的畫家，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系主任。當時，他一方面在武陵源攝影美術學院主教，一方面寫生作畫，一住就是一年。他的畫清新淡雅，妙筆傳神，把一幅幅天子山的美景傳到了世界各地。
　　就在這時，我的拙作《風景明珠天子山》、《龜紋石》和《深閨深處景更奇》也先后在《旅游》雜志和《旅游報》上發表，并在廣播電臺播出。
　　上述這些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回報，緊閉著的山門開始啟開。1982年6、7月以后，到天子山來的旅客與日俱增，到年底已經達到1萬多人。只要金雞三唱，倚門遠眺，你就可以看到天子山那一座座觀景臺上，那一片片峰林之中已有穿紅著綠的男女在游覽。
　　為了擴大對天子山的宣傳，為了使宣傳工作多層次地開展，并能產生一種輻射，從這時起我便兼起了導游的責任。在擔任導游期間，我從天子山農場選用了三名青年，如向繼耀、張清平等進行初步培訓，擔任一般游客的引導；而我則偏重于引導重點團隊，把宣傳和匯報兼顧進行。在天子山期間，我們共引導過游客近2萬人，我則引導團隊20余個，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1982年6月，中央電視臺文藝部總導演鄧在軍和舞蹈家張曼如，在湘西自治州文化局局長楊永鑒的陪同下來到天子山。楊永鑒是我的老領導，鄧在軍和張曼如又非常隨和，我們一見如故，相處得特好。她們在天子山住了七天，都由我陪同導游。我引導他們到了每一個風景區，一些重要的景點全部向她們開放。我還引導她們看過天子山的日出和云海，我一路講著向王天子的故事，并且講得十分動情。為此，她們常常戲稱我為“土司王”。我們每天都要走10多里路程，幾乎形影不離。鄧在軍和張曼如都是女同胞，我還得隨時照護她們的安全。一次，我們在神堂臺上游覽，面對神堂灣幽谷的神秘，鄧在軍差不多忘了自己，一舉足差點掉下300余米的懸崖，我一把將她拉住。結果自己的褲管卻掛在一個樹樁上，撕裂到了臀部，成了一面破旗。那次上山我穿了我愛人的一件大紅毛褲，走路時布片一飛一翻，真容全部露出，成了他們調侃的內容。晚上，我們回到住地，鄧在軍跑到我屋里來，她手里拿著一口針，對我說：“土司王，把你的旗子補一下吧！”她說得十分懇切，表情極為感人。我拒絕了她的好意，并馬上打電話要我愛人迅速帶一條褲子來。打完電話，鄧在軍叫我在她們那兒坐一陣，流露出一片感激之情。我在心里說：“這個北京人還有點良心！”在這兒，楊局長告訴我一個秘密，原來鄧在軍是周恩來總理的親屬，張曼如是歌唱家胡松華的夫人。鄧在軍要我不要再叫她“鄧導”，就叫“大姐”，并說：“我為有個土司王老弟很自豪。”從此，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以后我三次到北京她都請我到她家作客，她和她女兒親手為我做菜，她愛人周爾軍總陪伴著我，講起周總理的許多許多動人的故事。
　　鄧在軍、張曼如在天子山期間，深為天子山風光的美麗所動．時時沉醉在興奮之中。她們擬定要在天子山拍攝一部風光片，以擴大對天子山的宣傳。1982年6月，她帶來了一個龐大的攝制組進行了拍攝，以后又在全國文藝界、電視界廣為宣傳，向各方面傳遞美的信息，送來了一批批游人，她還為天子山奔走呼號，籌集開發經費，付出了很多心血。
　　1982年8月，文化部民族文化司的孫永武帶中央樂團主要樂手和主要演員共20余人來到天子山，仍由我陪同。他們到的第二天，我們就去游神堂灣風景點。在半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教他們就地找山洞避雨。這本來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措施，但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事后知道他們在這種破天荒的游覽中品嘗到人生第一大樂趣，煥發出一種從未有過的不可名狀的情感。當天晚上，他們要求住在農家，并要充分體現土家族的民俗風情。根據他們的要求，我便把他們分別安置在向天灣生產隊的四個土家族農戶家中食宿。他們對在火塘燉和菜（大雜燴），邊吃飯、邊烤火、邊聊天的土家人生活和土家族的各種應用物件，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有一戶家中擺有一架仿古雕花的“八部牙床”，他們爭著去睡，女同胞還爭著在床上坐一回。他們的這些舉動，使我受到一種啟示，原來人們除了對自然美的追求而外，還需要另外一種東西，那就是人文美。后來樂團的藝術家們特地找我談了他們的意見：“任何一個風景區，自然美是不可少的，但只是一條腿，還需要人文景觀去補充，算是另一條腿，這才是完美的。”這個啟示很重要，后來，我們曾經有過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館和建立向天灣露天博物館的構想，可惜這個構想至今仍未能變成現實。
　　這一年的10月，我還接待了一個陣容龐大的參觀團，就是中國農牧漁業部中國農工商總公司考察團。這個團以副經理郭書田為首和各有關處長共30多人，鄭芳南也在其中。陪同前來的有省農業廳、湘西自治州和縣里的主要負責人。他們來天子山有雙重任務：一是考察；二是會商開發天子山的方案，這個團的大多數成員，我5月在北京時就見過面，又加上有鄭芳南同來，彼此都很隨便，鄭一方面拍電影，一方面給我們出主意。根據他的主意，我在導游中除了介紹風光而外，主要在開發潛力上大動唇舌，盡力描繪天子山美好的藍圖。三寸不爛之舌終于得到報答，第二天晚上，中央、省、州、縣的領導在向天灣生產隊隊部達成了開發天子山的協議，并答應由中國農工商總公司和省農業廳擠出一筆錢來盡快上馬。方案雖是意向性的，但對當時“窮搞、窮開發”的我們，是一種多么大的鼓舞和鞭策?。?br /> 　　在天子山，我結識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如張文、劉漢、鄧在軍、張曼如、凌子風、孫永武、郭書田、鄭芳南、黃宗江、汪曾祺、王樹芳、付學斌等都成為知己。他們為天子山的宣傳和開發都付出過努力，至今我對他們仍充滿留戀，充滿感激之情。
　　通天之路最初的奠基人
　　我們初上天子山時，那里是一片廣漠的原野，在美麗的擎天石峰之下，全是荊棘叢生的荒原，僅有幾條羊腸小道可通，從白石到天子山約10公里路全靠“11號汽車”上下，我們這些山里人走一次都十分吃力，別說前來旅游的嬌男弱女了。我們當時就在天子山農墾場場部的六間卵石墻房子里，靠棉衣、被褥來抵御風寒。晚上就在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下議事、談天，然后呼呼一覺睡去，直到第二天黎明的到來。茶盤塔當時修了一棟卵石墻壁的牛欄，有時考察晚了回不來，我們就在那兒以月亮為燈，安眠就寢。慕名前來的游人有的在民家食宿，有的就和我們一起在牛欄里同眠。山上因天氣寒冷，種不出菜來，我們常常上山采摘各種野菜及木耳、香菇，和著天子山的包谷飯充饑。天子山方圓約30公里，根本沒有道徑，我們就靠雙足在那里踩出一條路來。
　　開發天子山需要資金，而當時縣里財力有限，我們只好求助于上級有關部門的幫助和支持。1982年12月中旬，桑植縣縣長劉光林和我便又一次上了北京。16日，我們到了國家農牧漁業部。部里為我們的到來又特地召開了一次會議，到會的有趙凡副部長及各有關處長、工會、公司的負責同志共12人。在這個會議上，農牧漁業部的領導都表明了開發天子山的意圖和決心，并指定由郭書田副總經理牽頭幫助解決經費。當時郭副經理正在廣西主持一個會議，約要10天方可返回北京。于是，我們便在北京等候。
　　在北京期間，我又會到了鄭芳南。在交談中得知，他從天子山回到北京后，一直用放電影、放幻燈的形式向駐京農墾系統的各個單位宣傳天子山，并到好幾個省區的大農墾場傳遞過天子山美的信息。他還多次向領導同志匯報，為開發天子山籌措經費。為了開辟更多更大的財路，12月17日，我同劉光林和鄭芳南又去拜會了鄧在軍。我們到達她家時，鄧在軍夫婦為我們辦了一席家宴，集全國12個省的風味為一桌，共12盤。她還邀了幾位在北京的朋友同我們一起吃飯。后來我才知道她邀的這些賓朋基本上都是請來為天子山的開發出力的。這次宴會，為以后上京求援作了較好的鋪墊。臨走時，鄧在軍送給我們每人一只金筆，還把我們送了很遠，分手時她還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把天子山開發出來，建設好，只要奠好基，不愁通天路修不成！
　　12月25日，郭書田副總經理從廣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單獨約見了我，明確說明時間已到年終，公司錢已不多，但可以支持20萬元，并由省農業廳幫助貸款10萬元，先把白石到天子山的公路修好。至于以后的開發，等來年再作安排。第二天，劉光林和我到農工商總公司簽訂了正式合同。后來，我們就用這筆為數甚少的經費將白石至天子山山頂的公路修通了，開春后還買了一臺小吉普車，買汽車時，我已離開了天子山，小車也沒坐上一回，心里有一點點遺憾。但我一看到這臺車子在新修的公路上歡快地奔馳時，卻也有幾分自豪。
　　縣里雖然很窮，但為了天子山的開發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為了解決天子山的照明問題，開始購置了一臺柴油發電機，供農場本部食宿的游人照明。后來撥出幾十萬元的?？?，從20公里外的咸池峪向天子山架設了高壓電線，將電送上了天子山，然后又送到石家檐、向天灣、茶盤塔、老屋場、七星山等風景點。自此，天子山繁星點點，一片光明。
　　為了解決游人食宿問題，縣里還撥款維修了農場本部的六間巖房，正式辟為游客的接待站；還在石家檐修建了一棟土家吊腳樓，架設了鋼絲活動床，配備了服務員、接待員，正式成立了接待站。為了節省資金，我們在茶盤塔改造了那一棟牛欄。我們把牛欄污穢全部清除，全面消毒，重新粉刷，重新翻蓋，并安裝了泡塑天花板，辟為正式的接待站。我想過在這棟牛欄里住過的游人一定不少，但他們肯定不知道這里曾經是一棟牛欄。如今見到我的文章披露真情后，心里一定充滿苦澀，充滿悔恨，甚至要罵娘。但請你們相信我們在當時也曾認為用牛欄接待客人有失體統，于人不尊，可也是情不得己。好在我們五匹駿馬是第一個住進去的，最早做牛的已是我們自己。“俯首甘為孺子牛”，卻也意味深長。
　　除此而外，天子山急需要解決的大問題，是為游人開辟一條游覽的道路來。天子山七大風景區，綿亙60余里。景區之間，有荊棘，有天險，互不相通。要開通這條通道，無疑需要付出血與汗的代價。
　　這里，我不禁想起了那半匹駿馬張勝揚和他的同事們。張勝揚是一位農民出身的老干部，當時他已年過50，但卻頑強地保持住勞動者的本色。他差不多每天都隨我們出門，肩上扛一把鋤頭，身挎一把柴刀，還為我們背上做午飯的面條、油、鹽之類。我們考察時，他在前面帶路開道，常常只穿一條短褲，腰纏一條汗巾在前面披荊斬棘，挖挖填填。每天中午，他為我們做好午飯后，又在那里砍呀挖的，始終難得見到他有休息的時候。我們在天子山景區輾轉了三個多月，他就這么砍砍挖挖了三個多月，終于沿著天子山的二臺，開出了一條長達60余里的小道來。張勝揚能吃苦耐勞。曾多次負傷流血，但從未叫過一聲苦。有一次，他在開辟道路時不幸跌倒，身上掛滿了口子，鮮血直流，許多刺深深地扎入肌膚內，拔不出來。晚上回到家里，點上燈，由他的兒子給他用針撥，銀針挑進肉內很深，他一邊皺著眉咬著牙，一面命令兒子使勁。那場面，那情景，至今在我的心底銘留，每每想到這里，都止不住要激動一番。張勝揚已退休，但仍留在天子山上。前年我在天子山再見到他談起那事時，他哈哈大笑，覺得極美極甜。他說：“那時奠了幾塊基石，現在修成了一條通天大道，值得。”看得出他對那段艱苦的生活毫不怨恨，心里全是一片陽光。
　　此外還有向繼耀、張小平，他們都是農場工人，又都是青年。我們在天子山工作期間，他倆總是跟隨著我們，護衛著我們。為護衛我們曾多次跨過高約百米的仙人橋，鉆過雙合洞、銀泉洞、高才洞、黃龍洞、天王洞，還冒著危險闖了一次神堂灣，攀了一次東天門。每天都是他們為我們料理好飯菜，中午還在野外為我們做可口的午飯。可以說，他倆為我們的生活和安全費盡了心血，也為天子山的開發付出了巨大的艱辛。
　　現在，該說說我們的老組長彭龍章了。老彭當時年近60，身體較差。他雖然常常氣喘吁吁，舉步維艱，但他從不輕易離開自己的崗位。他隨我們爬山，隨我們鉆洞，同我們一起披荊斬棘。尤其難得的是，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卻總是身體力行地為我們安排食宿，切實地保證我們的安全，有空就和我們談心，把我們捏成一個十分團結的集體。他常?？滟澪覀兪?ldquo;馬兒不吃草，卻又跑得好”，也常常稱贊我們是“天子山的開山神”。
　　1983年，天子山的杜鵑花開了，大地一片盎然春色。就在這美好的時節，彭龍章、唐世裔、陳俊禮和我各自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單位，后來彭龍章退休了，唐世裔調往湘西自治州，陳俊禮回到農業局，我仍回到文化局，一邊繼續著我的考古工作，一邊回味著天子山開發初期那段難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