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民族關系

　　中國歷代封建中央王朝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對民族地區施行了一系列復雜多變的民族政策，或以剿為主，或以撫為主，或恩威并施，大多具有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和民族掠奪的性質。在湘西地區，封建統治階級曾長期推行“蠻不出境，客不入峒”、“銅不沾鐵，苗不沾客”的民族歧視、隔離政策，嚴重地束縛了各族間的交往；明、清兩朝修筑的“苗疆邊墻”，成為禁錮苗民的藩籬；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屯租”剝削，使廣大苗族人民陷入貧窮痛苦的深淵。但從本質上看，湘西各族人民之間，在共同反抗封建統治和抵御外國侵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聯姻以締結血緣紐帶等方面，長期保存著相互交往、相互吸收和相互依存的關系，成為境內民族關系史發展的主流。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鏟除了產生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物質基礎，民族間的關系基本上變為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在湘西大力宣傳民族政策，深入進行民族識別，及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廣泛培養民族干部，努力增進民族團結，積極發展民族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迅速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逐步消除

　　新中國成立伊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的陰影依然存在。只有盡快消除民族隔閡，才能在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20世紀50年代，湘西主要采取開展黨的民族政策宣傳教育、進行民族訪問、在實際工作中疏導化解歷史積怨等形式以消除民族隔閡。

　　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湘西及剿匪斗爭中，就十分注重民族政策的宣傳貫徹，湘西各族人民初次接受到了黨的民族政策的教育，為徹底肅清湘西匪患提供了可靠的群眾基礎。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后，即將有關材料匯編成《民族區域自治學習文件》，印發全區干部，開展民族政策學習教育運動，既結合實際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也批判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各族干部平等共事，肝膽相照；各族群眾親如兄弟，互相幫助。之后的幾年間，不斷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督促和民族政策的再次學習。民族政策宣傳教育逐步普及深入，各級各民族干部開始學會運用民族政策開展工作。

　　進行民族訪問。20世紀50年代，湘西各族群眾受到兩次大規模的民族訪問團的訪問。一次是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族訪問團的訪問。1950年12月23日至1951年3月23日．由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副部長潘琪任團長、湖南省民政廳廳長馬子谷任副團長的湘西少數民族訪問團，帶著文工團、電影隊、衛生組共計159人，訪問了永綏（今花垣）、乾城（今吉首）、鳳凰、保靖、古丈、瀘溪及湖南省其他地區共14個縣市。訪問團通過召開兄弟民族座談會、作報告、表演文藝節目、放電影、治病、種痘、典型村寨調查、贈送禮品、發放宣傳資料等形式，傳達毛澤東主席對各族人民的關懷，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了解少數民族的疾苦，幫助少數民族解決實際問題。訪問團所到之處，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并回贈訪問團禮物。這是湘西各族人民、特別是苗族人民第一次接受到如此高規格、大隊伍的訪問看望，初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再一次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的訪問。1957年初，土家民族成分正式確定之后，為協商土家族區域自治的形式問題，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和省政協聯合組織一個有160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其中有3個文工隊、14個電影隊、20個醫療隊，在副省長張孟旭團長帶領下，于5月21日到達吉首，與州直和各縣抽出的干部共389人，分3個分團，對全州10縣進行訪問。訪問團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至7月11日訪問結束，歷時50天。訪問團廣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聽取各族人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意見和要求，并與土家族人民協商區域自治的形式問題，為湘西土家族、苗族實現聯合自治消除了思想顧慮。

　　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利用地名歌功頌德，對少數民族加以侮辱，是封建統治階級慣用的伎倆。為了消除民族隔閡，增進民族團結，實現民族平等，1951年，鳳凰縣人民政府將帶有歧視苗族人民的地名“得勝營”改為“吉信”（苗語音譯）、“總兵營”改為“叭固”  （苗語音譯，后又改為山江）。1953年，中央內務部根據各族人民的意愿，復函同意將“所里”改稱“吉首”，“乾城縣”改稱“吉首縣”，“永綏縣”改稱“花垣縣”。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和鞏固其統治，不時制造民族隔閡，挑撥民族關系。例如，清廷在血腥鎮壓湘黔苗民“乾嘉起義”后，就將鳳凰和乾城萬溶江兩岸苗家的土地沒收，把江東岸的苗家全部攆到江西岸，劃江為界，不準互相往來，制造民族隔閡。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剿匪、反霸，兩岸苗漢人民提高了覺悟，認清了共同的敵人是封建統治者和地主惡霸，在剿匪斗爭中，兩岸苗漢群眾組成一體，配合人民解放軍進行清匪大搜山，搜出并擊斃鳳凰縣最大的土匪頭子龍云飛。在土改中，這一帶苗漢人民聯合成立農會，組織民兵，使許多積怨得以化解，消除了民族隔閡，唱起了民族團結之歌：“千年仇恨找到根，官僚地主是敵人。苗漢結成親兄弟，五指相連共手心。”

　　二、各民族政治上的一律平等日益鞏固

　　（一）民族成分的認定和恢復，為實現各民族政治上的一律平等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

　　1．土家族民族成分的認定和恢復

　　歷史上，“土家”或被概于“蠻”類，與其他少數民族混稱；或以“土人”專指，從“蠻”中分立出來，以區別于相鄰而居的他族；民間則以“土蠻子”連“土”帶“蠻”貶稱，同當地漢人、苗人嚴格劃分，但都沒有將之作為一個單一民族而形成統一的特有稱謂。盡管如此，他們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識仍然世世代代頑強地保存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民族情感首先在湘西激發出來，土家的識別工作，也首先從這一地區展開。

　　1949年12月，永順縣青年女教師田心桃首先向四十七軍一四一師政治部主任李侃介紹了土家人的一些情況。接著，她又向湘西行署、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南局匯報了湘西土家人的語言、風俗習慣和聚居情況。1950年9月，田心桃以“苗族代表”身份人選“中南區少數民族國慶觀禮團”，向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提出了“土家人有自己的語言和風俗習慣，應該是一個單一民族”的請求，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為識別確認土家民族成分，中央和湖南先后多次派行政領導和專家學者開展深入細致地調查研究，歷時6年。重要調查活動有：1950年10月，楊成志、羅常培在北京專訪田心桃，對土家語作了初步的認定；1952年7月，嚴學窘在龍山縣土坡村調查，寫出《湖南龍山土家族初步調查報告》；1953年9月，汪明璃等6人對龍山、保靖、永順24個村的調查，寫成《湘西土家概況》；1953-1955年，潘光旦、王靜如查閱大量資料，潛心研究，分別著文《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關于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1956年5-6月，潘光旦在龍山、永順、保靖、古丈考察，寫成《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與此同時，謝鶴疇、謝華率中央、省、州聯合調查組在龍山、永順調查，認為前幾年專家學者調查研究的結論是實事求是的；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潘光旦、向達視察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聯名發表《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的一個兄弟民族——土家》文章。

　　歷次調查認為，湘西北土家總人口在三四十萬人以上，他們有共同的自稱——畢茲卡，保留著本民族的語言；有固定的生活地域——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乃至黔東北；有共同的經濟生活方式——農耕；有共同的文化——梯瑪文化和擺手舞及風俗習慣，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感，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加以認定。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代表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確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問題”的加急電報，書面通知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確定“土家”為單一少數民族。被湮沒了千百年的土家族，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獲得了新生。據1957年8月統計，湘西自治州自報并確認的土家族有38. 93萬人，占全州總人口的22. 25%。盡管“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接著而來，在永順、龍山、保靖、古丈、鳳凰、吉首、瀘溪、花垣仍有不少土家人重新登記為土家族。

　　但是，在桑植、大庸部分群眾要求恢復為土家族卻被迫停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民族工作恢復正常，民族成分的恢復更改提上了議事日程。1982年，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州人民政府及桑植、大庸兩縣根據部分群眾的要求，按照上級有關規定，嚴肅認真地做好土家族成分的申報登記和審批工作。是年底，桑植縣有20.4805萬人恢復了土家族民族成分；到1987年止，大庸縣恢復土家族成分的有23.2099萬人。

　　2．桑植等地部分群眾恢復為白族

　　1983年1月，桑植縣政府向湖南省政府上報了《關于我縣“民家人”應定為白族的請示報告》。1983年4-6月，省、州、縣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桑植縣“民家人”進行調查，向省政府上報了《關于桑植縣“民家人”族別問題的調查報告》。1984年6月27日，省政府辦公廳行文認定桑植“民家人”為白族，全縣登記白族9. 3357萬人。同時，大庸縣也恢復了4077人的白族成分。當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批準桑植縣劉家坪、走馬坪、瑞塔鋪、麥地坪、馬合口、芙蓉橋、洪家關7個鄉為白族鄉。

　　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確認，使土家族成為統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平等成員，從而為保障土家族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土家族、白族等群眾民族成分的恢復，實現了其當家做主以及享受國家憲法和其他法律所賦予的民族平等和區域自治的權利。這不但是土家族、白族人民的一件盛事，也是湘西自治州民族關系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二）建立健全民族法律體系，從法律上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

　　民族法律政策對協調民族關系，保障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施行后，1986年，湘西自治州即制定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條例》。1990年，《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公布施行。2002年，湘西自治州完成了自治條例修訂工作。從1986年到2006年6月，湘西自治州先后制定與變動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共14件。2005年5月，《國務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公布施行。湘西自治州在宣傳貫徹民族法律法規方面著實下了一番工夫。如2004年，廣泛開展《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施20周年紀念活動，州委辦、州政府辦下發了《關于開展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施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的通知》，州委、州政府把5月定為自治法宣傳活動月，州、縣中心組專題學習18次，全州召開報告會、座談會22場，辦培訓班8期，電視、報紙宣傳85次，街頭宣傳53場，掛橫幅415幅，發資料1.66萬份，還請來全國人大民委法案室原主任敖俊德作輔導報告。自治法被納入州、縣委黨校培訓班必修課和“四五”普法的重要內容。民族法律法規逐漸深入人心，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

　　另外，湘西自治州大力培養使用民族干部（詳見本章第二節“自治機關的建設”），全州少數民族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不但從隊伍上充分保障了少數民族參與國家管理和本民族內部事務管理的政治權利，更帶領全州各族人民改革開放，奮力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

　　人民政權的建立，民族成分的識別恢復，民族區域自治的實施，民族法律法規的建立健全，民族干部的茁壯成長，切實鞏固了湘西自治州各族人民政治上的一律平等，有利于保障各族人民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法權利，進一步增強了全州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各民族經濟上的互助合作日益加強

　　（一）民間經濟援助蔚然成風

　　湘西各族際內部之間，在經濟上歷來具有互幫互助的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后，自發地將這一傳統擴展開來。

　　在土地改革中，同一地區自然村寨之間土地占有狀況很不一致，特別是在民族雜居地區，這一狀況表現得結果是各民族之間占有生產資料的不一致性。各村寨之間、各民族群眾之間能自發地進行調劑，共同分配勝利果實，使各民族勞動人民能均等的分得土地。

　　在自然災害面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各族群眾捐錢捐物，幫工幫料，確保受災戶的基本生活，迅速恢復生產。

　　在大型工程建設中，那些不受益地區的群眾，除了組織勞力支援工程建設外，還常常要被占田占地，他們寧肯犧牲個人利益，以保證工程建設的順利實施。

　　在民間紅白喜事中，親戚朋友前去祝賀，都要送禮，共同幫助辦大事的人家度過經濟上的困難。通常，一個人記不住自己送出去了多少禮；當他辦大事的時候，會出乎意外地收回很多禮，民間戲稱為“零存整取”。

　　（二）民間經濟往來日益密切

　　民間經濟往來的主要渠道是集市貿易。“逢人問墟市，計日買薪蔬”。州境著名的集鎮有浦市、王村、里耶、茶洞等，不僅是當地民戶互通有無的場所，而且依賴水路，上通滇、黔、川、鄂，下達常德、長沙、漢口，成為物資集散地和中轉站。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湘西自治州各級政府非常重視集鎮建設，修街道、建市場，大大方便了各族群眾趕集交換，集市貿易一片繁榮。2000年，全州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的集貿市場有182個，集貿市場成交總額29億元，占當年全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85.3%。民間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各族群眾逐步融入到社會主義經濟大潮之中。

　　（三）扶貧攻堅，努力消除事實上的不平等

　　由于歷史、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之間、同一民族內部之間、特別是州境與發達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而且有拉大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實現各民族的平等，發展是關鍵，是主題。為了加快發展，縮小差距，湘西自治州抓住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湖南省舉全省之力扶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進入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狠抓扶貧攻堅，努力消除事實上的不平等。

　　制定民族政策，確定湘西自治州為全省扶貧攻堅主戰場。黨和國家為支持民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湘西自治州都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針對湘西自治州的特殊情況，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1994年，省委、省政府連續下發了三個文件，把湘西自治州作為全省扶貧攻堅的主戰場，舉全省之力，扶持湘西自治州脫貧致富，并決定省轄長沙、株洲、湘潭、衡陽、岳陽、常德6市，對口扶持龍山、瀘溪、永順、花垣、保靖、古丈6縣。經過一段時間的施行，到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別下發了兩個替代文件：《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關于繼續支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攻堅的意見》（湘發[1999] 18號）和《湖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湘政發[2000]8號）。2000年6月9日，國務院正式將湘西自治州納入西部開發的范圍，比照執行國家西部開發的有關政策。2001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在吉首召開湘西自治州開發工作會議，力爭用5-10年的時間，使湘西自治州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取得突破性進展，發展速度和效益要高于鄰近地區水平。2005年4月10日，省長周伯華在吉首主持召開會議，專題研究支持湘西自治州經濟社會發展和辦好50周年州慶工作。省直22個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會議。同時，湘西自治州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從鼓勵投資產業與投資方式、稅費、土地、礦產資源開發、金融信貸、引進人才、招商引資、民族文化、旅游產業、投資服務、環境優化等方面制定了詳細的、具體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定點扶貧，重點扶貧。根據州境少數民族群眾居住偏僻，遠離城鎮經濟中心，游離于全州主流經濟的發展進程之外，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的現狀，從1984年起，湘西自治州即從州、縣市直抽調干部進駐貧困村，實行蹲點扶貧。90年代后，定點扶貧成為一種制度，全州每年要抽調2000多名干部，進駐700個貧困村，實行單位包村，一定幾年不變，點上不脫貧，單位不脫鉤。扶貧工作隊幫助村里制訂發展規劃，籌集資金和物資，扶持經濟開發，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開展技術培訓，搞好內引外聯，基本實現了扶貧村人均口糧和人均收入接近或者達到當地平均水平的目標。2001年，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州委、州政府確立了90個邊遠特困少數民族聚居村為全州重點扶貧村，每村每年安排扶貧資金不少于20萬元，選調副鄉級干部任村黨支部書記，選調村科技副主任、村小校長。到2005年，這些村的生產、生活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另外，湘西自治州還實施“兩棉”賒銷、扶貧建房、以工代賑等扶貧工程，使貧困群眾直接得到實惠。

　　通過上述扶貧攻堅活動，在全州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同時，各族人民生產條件、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貧困人口由1984年的156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30萬人（不包括因災返貧的16萬人）；2005年，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1766元，5年減少低收人人口54萬人。

　　（四）建立民族經濟體系，擴大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湘西自治州逐漸形成了具有本州體色的民族經濟體系，林果、畜牧水產、經濟作物和中藥材產業粗具規模；礦產品加工、煙酒、化工、食品醫藥、電力等產業得到較快發展；突出民族文化特色，著力打造“神秘湘西游”品牌，對外經濟交往日益加強，‘形成了兩大特色，一是繼續保持湘鄂渝黔邊物資集散地和中轉站的作用；二是外貿出口突飛猛進。2004年，完成外貿出口1.49億美元，居全省14個市州第5位。2005年，全州有自營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105家，完成外貿出口1.53億美元。

　　州境各族人民有著長期的對外經濟交往歷史，這不但互通了有無，吸收外地科學技術，而且加強了同祖國各族人民的聯系，加強了對統一多民族中國的認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族之間的經濟聯系從內容到形式及途徑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鮮明的平等特征、巨大的聯結功能和競爭機制，有力地促進了湘西自治州各族人民同祖國各民族的關系全面而又深刻的發展。湘西自治州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民族關系健康協調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

　　四、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密切

　　湘西地處祖國東西部的結合部，歷來是多重文化交融薈萃之地。湘西又是少數民族長期定居的地方，各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并將這一文化融入到祖國多元文化的大潮之中。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保護民族文化、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尊重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就是尊重這個民族；保護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保護這個民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電視、通信事業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地、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得以瞬間實現。州境各族人民通過外出參觀學習、讀書、務工、各種媒介等形式，不斷吸收新思想、新文化。通過在外辦展覽、文藝演出、出版圖書、拍攝影視片、開辦網頁等形式推介湘西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特別是著力打造“神秘湘西游”品牌，每年都吸引數以百萬計的游客來這里親身體驗湘西文化。

　　州境各民族處于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態，長期互為鄰居，互相友好，互相學習，在民族文化方面，既有各自的特色，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后，某一民族的干部、教師、醫生、技術員被分配到他民族地區工作，已成為普遍現象，更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友誼。進入新世紀后，湘西自治州大力發展以民族文化為精髓的旅游產業，土家族相對聚居區的旅游景點表演苗族傳統文化節目，苗族相對聚居區的旅游景點表演土家族傳統文化節目，既達到了民族文化共享的目的，又是各民族間文化認同的實證。州民族歌舞團推出的大型民族舞蹈詩《扎花女》、大型民族鼓舞音畫作品《我的湘西》，在全國匯演中頻頻獲得大獎。這兩個作品中，都將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展示了湘西豐富多彩的特色文化。

　　現代文明之風吹遍了湘西自治州的每一個角落，各族人民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敞開懷胞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自覺革除陋習，拋棄惡習，使自身的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性逐步縮小，共同性逐步擴大，認同感逐步增強。

　　五、聯姻以締結血緣紐帶

　　這是民族融合的必要條件和具體內容，又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境內的各民族由于交錯雜居或毗鄰而居，所以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互為姻親的親密關系，這是維系境內各民族密切相處的紐帶之一。

　　歷代封建王朝，對土漢之間的聯姻無禁令，但對苗漢及苗土之間的聯姻曾有阻撓，這主要發生在清代。雍正五年(1727)，清廷首次提出“請禁民苗結親”。但禁令難行，雍正八年弛禁。當“乾嘉苗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后，清廷又于嘉慶十年(1805)再次申明禁例：“漢民仍不許擅入苗地，私為婚姻。”這些措施對苗族與其他民族的聯姻起著直接或間接的阻礙作用。但曾幾何時，苗族與其他民族的聯姻又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一如既往，村皆有之，這條血緣的紐帶更加深了境內各族的血肉深情。

　　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通婚自由。大批外地漢族干部、知識分子來到州境，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姑娘或小伙子結為連理，相敬如賓。在城鎮、在民族雜居地區及毗鄰地區，青年人戀愛、父母請媒說親，早已淡化了對方的族別，族別不是戀愛婚姻的必選條件。夫妻雙方有一方是少數民族的，其子女都選擇填報為少數民族。如今，在一個三代之家，土家族、苗族、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人員共處的現象比比皆是。這是民族平等團結的體現，是少數民族地位提高的標志。

　　六、涌現了一大批民族團結進步的先進集體和個人

　　州境各族人民長期和睦相處，共同推進了全州經濟社會發展，譜寫了一曲曲民族團結進步的凱歌。

　　古丈縣梳頭溪、官壩、溪流墨三個村同住一條山溝，共飲一溪水。兩頭是土家族，中間是苗族。兩頭自然條件較好，地主、富農多；中間自然條件差，僅有一戶富農，苗民靠挑腳賣柴為生。歷史上民族隔閡較深。土改中，工作隊實行統一組織領導，反復宣傳天下農民是一家和民族團結鬧翻身，聯合斗垮地主惡霸。在分配勝利果實時，兩頭土家村主動將沒收的地主土地劃出一部分給中間的苗族村。三村土家、苗族農民結成了友好鄰居。

　　花垣縣塔里電站是全縣的重點工程。在勘測設計時，苗族、土家族、漢族等民族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翻山越嶺，測繪制圖；工程開工后，3000多各族民工戰嚴寒斗酷暑，攀懸崖登峭壁，艱苦奮斗一年，在1979年歡慶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勝利落成發電。

　　龍山縣與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來鳳縣兩縣城僅一水之隔。兩縣經常召開聯誼會，同商發展邊區大計，取長補短，互相支持，寫下了一段段“龍鳳呈祥，比翼齊飛”的佳話。1988年和1994年，兩縣雙雙連續兩屆獲得“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殊榮。

　　外來漢族干部，在民族團結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龍山縣醫院院長羅光楠，湖南省邵東縣人。他1962年從湖南醫學院畢業后，志愿到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在工作中，與土家族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一次，醫院住進一位患白喉病的兒童，三度呼吸梗塞，生命垂危，他不顧一切地俯下身子，用口把痰一口一日吮吸出來，使兒童轉危為安。還有一次，為搶救一位被火燒傷的土家兒童，需要輸血，院里沒有血庫，他就將袖子一卷，說：“我是A型血，抽我的！”一位漢族知識分子的關愛與無私奉獻，就這樣一滴一滴地流進了土家兒童的生命中。到龍山土家山寨，只要提到羅醫生，人們都說他是“畢茲卡”的親人！

　　建立民族團結聯系點，以點帶面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是湘西自治州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的一大創新。1998年，州民委與龍山縣民委在素有“一腳踏三省（市）”的桂塘鎮創建民族團結聯系點，開展邊區民族關系、民族團結調查，指導鎮黨委、鎮政府制定邊區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實施方案和邊區聯誼制度，同年12月在該鎮召開湘鄂渝邊區10縣市12個鄉鎮參加的首次民族團結促進會。2000年10月，該鎮被評為全州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吉首馬頸坳鎮與古丈默戎鎮交界，是多民族雜居區。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因山林地界問題糾紛時有發生，甚至發生聚眾堵塞交通、聚眾械斗的流血事件。1999年，兩市縣民委在這里創辦民族團結聯系點，通過召開民族團結聯誼會，建立民族團結聯誼制度，舉辦民族節日文化活動，進行山地開發等，密切了兩鎮群眾的往來，加深了了解，增進了友誼，穩定了邊界。2003年9月，在兩鎮邊界喊娘坳修建“民族團結亭”，鐫刻“民族團結公約”。其他縣也都辦有民族團結聯系點。保靖縣民族事務局聯系點清水坪鎮大橋村，2004年人均純收入5200元，成為全州小康建設示范村，2005年受到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模范集體表彰。

　　表彰先進，樹立樣板。湘西自治州全州性的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活動始于1982年12月，至2006年6月，共召開了7次表彰大會，表彰先進集體555個（次）、先進個人930人（次），同時召開了四次州委民族工作會議。從1984年到2005年，湘西自治州受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民委表彰的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78個（次）、先進個人128人（次）。從1988年到2005年，受國務院一至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表彰的模范集體21個（次）、模范個人21人（次）。通過表彰先進，樹立樣板，進一步弘揚了民族團結進步主旋律，突出了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這一民族關系的主題。

　　50多年來，湘西自治州在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工作中做得有聲有色，民族關系十分融洽，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即“三個離不開”深人人心，一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全面建立。這正如土家族著名歌手田茂忠所唱的：“共產黨，打金篩，各族人民團攏來，同甘同苦情義好，共建家鄉花樓臺。”

　　經過多年的努力，湘西自治州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實現了一律平等，文化上共存繁榮。改革開放以來，州域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但由于歷史和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全州仍處于貧困或相對貧困狀態，吉首市屬省級重點扶貧市（縣），其他7縣均屬國家級重點扶貧縣，要徹底擺脫貧困，走向繁榮富裕，任務還十分艱巨。為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共同繁榮進步、共同發展富強的目標，湘西自治州努力搶抓發展機遇，加快優勢產業建設，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一個小康湘西、平安湘西、文化湘西、生態湘西、活力湘西，社會和諧、民富州強的湘西在向全州各族人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