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自辦手抄小報， “人之初”就與新聞有緣
　　從稟賦來說，范敬宜當是古人所謂“三絕”式人物——詩、書、畫無不精妙。季羨林先生甚至以“四絕”稱之，理由是：他還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幼時，他曾師從上海著名畫家、吳門畫派傳人樊伯炎先生學畫，已故著名畫家王個簃先生當年看了他的習作后作出如此評價：“此生將來必奪我畫人一席地。”他曾就讀于國學大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這里匯集了一大批精于文史哲的學者、教授，濃郁的國學氛圍培養了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看了《范敬宜詩書畫》一書中選錄的他從13歲至今的約百件詩詞、散曲、書法和國畫作品，即會對他在這方面的功底略見一斑。可是由于后來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聞工作，就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有“余事藝三絕”之譽。
　　新華出版社出版《范敬宜詩書畫》，馮其庸先生曾撰文《詩書畫一體情文韻三絕》，大加推崇——以詩而言，情韻相生，久讀不厭；以書而言，功夫深厚，出筆就見法度；以畫而言，前輩大師曾如是評說：“卓矣范君”。
　　范敬宜自辯說，他不是畫家，不是書法家，更不是詩人，只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詩書畫，“余事”而已。三個“不是”自是謙言，“老新聞工作者”的“歷史”則能追溯到60多年前。
　　范敬宜對新聞工作有著天生的情結。他兒時多病，常被母親鎖在家里，從窗口看著別的小朋友背著書包上學堂。為打發寂寞難耐的時光，他學著當時的《申報》和《大公報》自辦了一張家庭手抄小報，標題、內容、版式，看起來像模像樣，起名《靜園新聞》，因其居住在上海一個叫“靜園”的弄堂里。報紙的內容為鄰里小事，讀者也是左鄰右舍，不過是“秘密發行”的。
　　“有幾次，我看到鄰居家一位姓王的外國通訊社記者，晚上下班后經常在弄堂口偷吃一碗餛飩，邊吃邊東張西望，生怕別人發現。我就寫了篇‘報道’登在頭版頭條，題目叫作《王大胖背兒女偷吃餛飩》，然后塞到他家的門縫里。他看了大發雷霆。有一天終于‘東窗事發’，事主上門大興問罪之師。母親只好賠禮道歉。最后王大胖悻悻地扔下一句話：‘這孩子將來非闖大禍不可!’”
　　幾十年后，范敬宜談起這件事來還那么開心，說：“這個王大胖真有先見之明，他預見到我1957年會闖大禍。”由此看來，說他“人之初”就與新聞有緣，應不為過。

　　癡心不改，下放勞動時最大心愿是當墻報編輯
　　范敬宜走上新聞道路，是在全國一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浪聲中。當時他剛剛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燈紅酒綠的大都市、優越的工作條件沒能留住他的心，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把詩情畫意都輕放”，毅然投身于布滿烽煙的白山黑水間，拿起筆作刀槍，成了《東北日報》(1954年大區撤銷后改為《遼寧日報》）的一名新聞戰士。從此，也與新聞結下不了情。
　　在遼報工作期間，他歷經坎坷，一頂“右派”的帽子壓了他20多年，酸甜苦辣常人難以想象，可貴的是他始終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歲月。和中國大多數人一樣，改革開放成為他事業新的起點。1984年，組織上大概是考慮到他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將他調京擔任國家外文出版局局長。他在這個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轉回本行，當上《經濟日報》的總編輯。1993年，當他已是63歲的時候，又成為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的老總，至此可謂達到他新聞事業的巔峰。
　　不少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性情中人。他對新聞豈止是喜歡，簡直愛到了“酷”的地步。
　　記得他到人民日報的第一天，在歡迎會上講了自己對新聞工作癡心不改的真情實感。不論在勞動改造中，在下放插隊時，盡管他已被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還是不斷地寫作，化名投稿。他說，當時最大的心愿是能夠在工廠或者農場當一名墻報編輯。1975年10月，他隨一批農村干部到大寨取經，路過北京時進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社看望老同志，沒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時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報社門口的報欄前看了一夜的報紙。當他望著報社一個個燈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觸萬分，心想：在這里工作的人該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遠不會有這種幸福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到這里當一名記者，一定會拼命干好!
　　范敬宜做夢也想不到，10年后他竟會“入主”在人民日報原址辦起來的經濟日報。過了8年之后，又成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命運的戲劇性變化，使他更加珍愛自己的職業。
　　正因為這份酷愛，他重新走上新聞崗位后，將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新聞事業之中，成就了一番令人矚目的事業。
　　1998年，他即將離開工作了5年的人民日報，要去全國人大常委會任職了，一首七律《告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流露出他對人民日報更是對新聞事業的惜別之情：五載共舟情至深，驪歌一曲意難分。風晨雨夕賴相持，劍氣簫心喜共鳴。雖有豪情勝舊日，愧無佳績酬知音。唯將一語寄朋輩，海闊天空任縱橫。
　　離開人民日報，不少人以為范敬宜就此將淡出新聞界了。但沒過多久，人們發現《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敬宜筆記”的隨筆專欄。文章大多為千字文，文筆清新自然，讀來猶如與老友傾心交談。且文章大多為對“剛發生的新聞事實”的有感而發，頗具時效性。
《敬宜筆記》還未畫上句號，范敬宜在人民日報社就開始的新聞教育事業在清華又有了續篇。

　　追求“四真”之境，在清華續寫新聞新篇　　
　　當有人問起幾十年來范敬宜從事新聞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時，他不是談自己曾組織以及經歷過的重大報道戰役，而是動情地說了一句話：“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為了解釋這一句體會，他經常講兩件事。
　　一件是關于他入黨的事。范敬宜是1978年春天在遼寧西部建昌縣“插隊落戶”時入黨的，屬于全國“右派”入黨第一例。當時，許多人為縣委這一舉措捏一把汗，可是縣委書記說：我們根據范敬宜的歷史和現實表現，接收他入黨完全不違反黨章。如果將來說這樣做錯了，我首先戴高帽子、掛牌子去挨批斗。縣委書記的這種膽識，充分反映了一個基層干部的“唯實”精神，給范敬宜留下了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記憶。
　　第二件事是一位生產隊老隊長的事。1969年冬天，范敬宜全家被下放到建昌縣一個極貧困的山村。當時他問老隊長：怎樣才能改變這種貧困面貌？老隊長毫不猶豫地回答：“除了大包干，沒有別的辦法。”范敬宜嚇了一跳，“文化大革命”批了好幾年“三自一包”，怎么這個隊長的“路線覺悟還這么低”。沒有想到，十年以后，事實證明真理在那位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手里。
　　20年的朝夕相處，使老范在感情上已與那些樸實的基層干部和農民融在了一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回到遼報，昔日的同事感到范敬宜與過去判若兩人，華麗的文風一改而為樸實、平易而深刻。他還照常下田間，訪農家，一篇篇反映農村實際生活的稿件相繼出臺。1979年春天，正當全國出現一股否定三中全會精神的“倒春寒”時，范敬宜一篇題為《莫把開頭當過頭》的述評出手，《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并在一篇長達600多字的編者按語里指出：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像遼寧日報記者范敬宜同志那樣，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用事實來回答對三中全會精神有懷疑的同志。這在人民日報是罕見的，因而這篇述評產生了全國影響。
　　范敬宜不僅身體力行，還一再要求記者多下基層，常到人民群眾中去。他曾作詩一首描述那些作風浮躁的記者，也是善意的批評：“朝辭賓館彩云間，百里萬里一日還，群眾聲音聽不到，小車已過萬重山。”
　　他對文風的追求是，感人之處在平易之中。他要求記者要沖破框子，放下架子，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向他們學習如何說話，如何表達。他說，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
　　國學大師季羨林在讀了《敬宜筆記》后作如是評語：“沒有半句假話、大話、空話、廢話和套話”。他用四個“真”字來表示：真實、真切、真誠、真摯，可以稱之為“四真”之境。
　　不管科學技術如何發達，社會如何進步，“四真”之境永遠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這也正是范敬宜一生的追求。
　　　　　　　　　.................... 　（來源：人民網）